近日，有杭州市政协委员向杭州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文明养宠，优化<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的建议》，提出参照酒驾处罚规定对违规养犬、遛犬行为进行根治。该建议认为，现行《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处罚较轻，警示作用不足”，对违规养犬、遛犬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应处以3—10天拘留，罚款5000元甚至更多。(1月23日澎湃新闻)
去年11月，同样在杭州市，一名男子遛狗不牵绳，与路人发生口角，进而殴打路人致其左手骨折。由此，舆论发起了一轮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声讨。及至后来，随着各地媒体的跟进报道，不文明养犬俨然成了居民素质的“照妖镜”。有鉴于此，一些地方开始升级对不文明养犬、遛犬行为的处罚，比如武汉市宣布推出新版物业条例：遛狗不挂犬牌、不拴犬链、不戴嘴套的，最高罚款1000元。放在这种背景下，审视参照酒驾处罚标准对违规养犬、溜犬行为进行根治的建议，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不得不说，以酒驾处罚标准治犬不是个好办法。原因在于，一者，醉驾入刑已是众所周知，那么，违规养犬、遛犬情节严重的，也要入刑吗？酒驾乃至醉驾是一种“危险犯”，直接危害到公共安全；违规养犬、遛犬在某种程度上也越过了居民应有权利的边界，侵入到他人生活和社区的公共场域，但于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显然不及酒驾、醉驾，参照同样的处罚标准予以规范，不免有“罚过其罪”的嫌疑。
二者，各地出台的限制养犬规定，行为规范不可谓不详尽，处罚标准也不可谓不严厉，比如武汉市最高罚款1000元；杭州市最高罚款1000元，并没收犬只、吊销《养犬许可证》。而向上追溯，《侵权责任法》设置了专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不只明确规定了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还规定“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害他人生活”。然而，堪称健全的法律体系并没有遏制住不文明养犬的频生，原因在于取证难、处理难。
以酒驾处罚标准治犬看似足够严厉，但同样要面对取证难、处理难、执行难的现实问题。如果严苛落实处罚标准，背后所付出的行政执法成本不可想象；如果只是出台了相关规定，最终变成了纸面上的规约，那么法规的严肃性就要受到轻薄。从这个角度看，以酒驾处罚标准治犬就像是一个“坑”，跳进去容易爬出来难。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着严苛立法依赖在某些时候是不可取的。
美国一些州之于酒驾的处罚，其中包括酒驾者要在警察的监督下做一段时间的义工。我们之于不文明养犬、遛犬的处罚，往往尚停留在单一的经济处罚方面，这个效果有待现实评估。如果各地在现有规章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不文明养犬、遛犬行为处罚加码，那么不妨引入“义工处罚”机制，除了经济处罚之外，不文明养犬、遛犬者要在监督之下清理公共卫生。这在劳动力红利渐失的当下，可谓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处罚措施。即便如此，仍然需要首先解决取证难、处理难、执行难的问题。(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