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上古时期的周朝就已经有假冒伪劣商品了，并且政府专门通过立法打击。
《礼记·王制》载，“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度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
意思是说，如果商品的尺寸、数量、颜色等达不到标准，就不允许在市场上销售。
可以说，几千年下来，对于假货，政府从来未曾停止打击，但遗憾的是，假货从未禁绝。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如今的互联网工商业社会，时空在变，但假货的坏处是共通的：它让政府无奈，消费者“受伤”；认真经商的人被“逆淘汰”，浑水摸鱼的人大发其财。
不得不说，在技术手段如此丰富的互联网时代，这情景有些尴尬。
实质上，制假售假，都是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在互联网新经济的语境下，不管是实体店，还是线上商铺，都没有豁免权。
不少心存侥幸者认为，线上商铺因为没有执法人员的直接监管，就可以暗度陈仓。但事实是，电商所不同于传统商铺的只是商业模式，在制假售假的治理上，它不会有任何放松，毋宁说更为严格。
从既有法律设计上，针对制假售假，我国分别有《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严苛的法律规定，足够细密与严厉的法律规范，足以应对制假售假行为；而从执法端来看，我国已形成工商、质监、城管、卫生、农业等职能部门的联动，只要发现制假售假行为，它们就会形成围猎之势，打击制假售假。
假货面前，相关部门守土有责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现如今社会，也是一个全面协作的社会。处理社会事务，除了公共部门积极履行责任外，一些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企业主动挑起了社会治理的担子，与政府部门合力治理社会乱象。
就比如在电商打假领域，如果说政府是冲锋陷阵的主角，一些电商平台也积极履行平台责任，为打假出工出力。
以阿里巴巴为例，今年1月10日，阿里巴巴对外发布《2018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数据披露，2018年全年，阿里共向执法机关推送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634条，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1953名，溯源打击涉案金额79亿元。“这一年，在全社会和阿里共同努力下，制假售假者生存空间遭到空前挤压。”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介绍，也正是在假货生产源头遭到围剿的2018年，各项假货治理的数据指标首次呈现断崖式下降。
电商平台与政府通力合作打假，这是社会治理的典范。一方面，电商平台本身有着强大的技术能力，可以甄别、规避假货，堵塞假货进入平台的源头；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巨头也有着庞大的数据储备，平台将沉淀的数据分享给政府，政府根据数据锁定假货行踪，打击假货也将事半功倍。
阿里打假相关负责人就提到，2018年，由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消费者、平台等各方共同组成的“打假共治系统”实现历史性闭环，技术驱动、能力共享、模式创新的数字经济时代假货治理体系正式形成。
这意味着，互联网新经济时代的打假，已经完全告别了单兵作战的模式，而是走向了共治共享共赢。正如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打击假货上，同样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协作。
“像打击酒驾一样打击假货”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只要一家企业制假售假，它就不可能享有打假豁免权。在消费品质被愈发重视的时代，对假货露头就打，也是一个正派社会的基本态度。(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