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强年画为何会受到如此喜爱？这得益于它鲜明的民族和民间特色。冯骥才先生为它题词：“应说年画百家好，自是武强天下雄。”
久负盛名的武强木版年画，是武强地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十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之一，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家邮政局发行武强年画特种邮票四枚，使武强年画成为国家名片。
“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这种扛大刀的门神，就是武强年画中的“戳刀门神”。过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隆重热烈而又充满期盼。诞生于农耕社会的武强木版年画，就是过年时农民不可或缺的文化消费。据《深州风土记》记载：“武强地瘠人贫，物力稍绌，民往往画古今人物，刻版集印五色纸，入市鬻售，悦妇孺。其事至鄙浅，然颇行远……”印制木版年画虽然是一件“鄙浅”的事，但受到男女老幼的欢迎，并远销他乡。这是因为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武强年画不只是接地气的问题，更是像谷子高粱一样，本身就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让农民亲近到没有距离。进入腊月之后的集市上，一张张色彩绚丽的年画，伴随着卖画小贩的唱卖声：“色又鲜，纸又白，年画打从武强来。门神灶王样样有，屋里墙上搭戏台。”寓意连年有余的《莲花鲤鱼》，寓意富贵平安的《牡丹花瓶》，护佑子孙康宁的《张仙射狗》，昭示家庭和睦的《和合二仙》……农民们在精心挑选之后，终于买上中意的年画回家过年了。那些粉连纸上的武强年画虽然价格低廉，却给老百姓的节日增添了不可替代的喜庆和光彩。
武强年画起源于何时？有两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元代。武强年画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盘古至今历代帝王图》，图中最后一位皇帝是元太祖铁木真，由此推断它的祖版应该绘制于元代初年。一说起源于明代，是明初山西移民来的年画艺人和武强本地艺人相互交流，使武强年画走向繁荣。不论武强年画起源于何时，有两点毋庸置疑：一是明朝武强木版年画已成为当地一个兴旺发达的文化产业；二是清朝武强木版年画已进入鼎盛时期。到清末民初，全县60多个村庄设有年画作坊，县城内有字号可查的画店140多家。此外，在全国各地还有180多处印刷点和批发店铺，武强年画行销大半个中国，每年印画数量达到一亿对开印张。
武强年画为何会受到如此喜爱？这得益于它鲜明的民族和民间特色。冯骥才先生为它题词：“应说年画百家好，自是武强天下雄。”
武强年画大红大绿，色彩鲜艳，非常富有喜庆气氛，符合农民的审美观念和节日需求。因为是木版套色水印，一般有三到七种颜色。一代又一代的年画艺人在制作年画的实践中反复摸索，总结出了“红挨黄，必定阳”“红挨绿，一台戏”“红挨紫，丑个死”“要鲜明，黄兼红”等着色诀窍，使武强年画色彩浓郁，给人强烈的视觉享受。
武强年画题材广泛，神码、戏出、年俗、农事、人物、动物、山水、花卉、娱乐百戏、历史典故，覆盖了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多数具有故事内容。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宝莲灯》，舞台上演出的《白蛇传》《回荆州》，评书艺人讲述的《杨家将》《岳飞传》，甚至《老鼠娶亲》《蛤蟆嫁女》等，都被刻成一幅幅充满浓厚生活情趣的年画。图书中有连环画，武强年画也有连续式的画片。比如从《桃园结义》到《华容道》八幅画组成的《三国演义》，从《草桥结拜》到《化蝶》六幅画组成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甚至把长达100回的《西游记》故事，在一张大纸上分为若干幅连续的画面表现出来，看了一幅画犹如看了连台本戏，趣味盎然。农闲时节，一家老小坐在炕头上，年画中的故事便成了永远话题。漫画家方成在参观武强年画博物馆之后为它题词“民间美术敦煌”。
抗日战争时期武强年画的教化和宣传功能被发挥到极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以及北京天津的进步画家江丰、古元、彦涵、王朝闻、罗工柳、阎素、吴劳等奔赴革命老区武强，与当地的年画艺人一起，形成了新木刻与民间传统艺术相结合，在文化战线作战的一支劲旅。抗战胜利后，这一活动更加活跃，其中郝云甫的《逼上梁山》、古元的《夫妻识字》等新年画，群众反响热烈。1947年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座谈会上，周扬说：“去冬美术工作者与武强民间画业合作，创作了11种年画，销售近40万份，这可以说是美术运动史上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