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凤池（上海）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教师惩戒权。现在，有地方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据广东媒体报道，在9月24日提交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初审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中，拟允许老师实行“罚站罚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这也意味着，广东拟在全国率先尝试用立法赋予老师教育惩戒权。
在很长时间内，罚站罚跑到底算不算体罚，不仅是一个认知模糊的问题，而且，站在不同的立场看，结论很可能是矛盾的。
站在很多家长的角度，即便没有具体数据和严谨的研究佐证，但从常识判断，罚站罚跑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也不具备任何教育意味，可能只是教师惩罚性的情绪发泄。而站在学校、教师角度，罚站罚跑中“罚”的意味并不强烈，而且，对于一些顽劣学生而言，如果连这种较轻微的惩戒都去除，一味追求“春风化雨”般的温柔办法，可能导致学生不能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避免再犯更无从谈起。
过去，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量，教师在实施惩戒权时应秉持“谦抑”原则，能不罚就不罚，是社会默认的共识。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些年，一些“熊学生”顽劣成性到扰乱教师正常的课堂秩序，甚至引发家长“校闹”的事件屡屡发生。结果就是，一些学校急于“自保”不敢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一些教师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敢管“熊学生”。在此大背景下，“赋予教师惩戒权”成为主流呼声，是很自然的事。
换句话说，“教师对学生有没有惩戒权”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在于，教师该如何行使这项权利，才能既保障教师的正常工作，又不至于学生陷入被体罚和变相体罚的风险。
关键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边界”，即要明确教师的惩戒权和体罚的边界在哪，不能让教师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动辄得咎，顾虑重重。二是对于某一种具体的惩戒措施，也要厘清教师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采用，避免滥用导致的惩戒权泛化，让学生背负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此次广东提交初审的条例规定，就很好地兼顾了以上几个重点。一则，它在廓清“罚站罚跑属于惩戒权而非体罚”的基础上，强调了“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明确禁止“超过罚站、罚跑烈度的处罚行为”。这就为罚站罚跑与体罚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限，让教师在采取罚站罚跑惩戒时有了保障，避免事后被“追责”和舆论压力。
二则，它规定，中小学校学生在上课时有用硬物投掷他人、推搡、争抢、喧闹、强迫传抄作业等违反学校安全管理规定行为，尚未达到给予纪律处分情节的，任课教师应当给予批评，并可以采取责令站立、慢跑等与其年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育措施。这些为教师实施罚站罚跑的惩戒权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情境，避免了“小错重罚”和“小错不罚”等学生行为与所受处罚不相当的困境，让教师免于实施惩戒时的顾虑和茫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对自身行为负责的意识。
当然，作为教师和学校，应当始终牢记，惩戒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终极目的。即便罚站罚跑被界定为合理可行的惩戒办法，在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中，也不能将其视为搞定“熊学生”的法宝，对其过度使用和依赖。追求更能为学生接受、更符合学生个性和实际情况、效果更好的策略，应当始终是教育者和教育机构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