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11月26日人民网)
贺建奎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做胚胎注射。贺建奎实验室供图
媒体在最初报道此事时，使用了相对正面的口吻，称此举“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孰料消息一经传开，先是震惊了学术界，进而在公共舆论中掀起轩然大波。122位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发布联合声明，对“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进行强烈谴责，认为其中存在不可估量的科学和伦理风险。
联合声明中提到，“科学上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及科学价值”，但为何全球的生物医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一方面是因为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目前根本还不成熟，在鱼、羊、小鼠上面都存在脱靶现象，也就是编辑到不该编辑的地方，贸然进行人胚胎改造，存在巨大风险；另一方面更在于该项技术的使用，将严重冲击人类迄今所形成的伦理道德。
用科普作家方舟子的话来讲：我不反对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去除或修改胚胎的致病基因，但是他们(贺建奎团队)修改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有的一个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正常基因，这是非常荒唐、违反伦理的。和以往修改地中海贫血基因完全不同，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会让婴儿得病，将它改成正常基因，避免了患病，可以接受。而这次修改的是正常基因，不能因为一个正常基因的产物是病原体攻击的靶点就要把它改掉，否则可以改的正常基因太多了。
事实上，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感染主要是后天行为造成的，不是天生的。而现有的艾滋病母婴传播阻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完全没有进行基因编辑的必要。相关试验纯属无意义的科学冒险，其背后是否存在名利考量，目前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基因编辑技术将使人类拥有类似造物主的能力，肆意滥用的后果可能远远超出霍金在其遗作《写给未来人类的备忘录》中所担忧的，“富人未来能选择编辑自己和孩子的DNA，变成拥有更强记忆力、抗病力、智力和更长寿命的‘超人’，届时未改造的人类或无法竞争”。只是囿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即便是该领域的顶级专家，恐怕一时半会都无法说清，此举究竟将打开一个怎样的潘多拉魔盒？
这是人类渺小的地方，也是人类必须对头顶的苍穹与内心的道德律时刻保持敬畏的原因所在。就像有论家说的那样：“基因编辑婴儿？对不起！世界还没有做好准备”。
更何况，该研究不仅在科学上、在伦理上存在严重问题，随着媒体的跟进挖掘，其程序的合规性问题同样引发公众普遍质疑——不仅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宣称，其已于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职，该项研究工作为贺建奎在校外开展，学校和生物系对此不知情；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也表示，试验未经医学伦理报备；甚至就连网传批准此次基因编辑实验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也断然否认与此有关，伦理审查文件“签字”者表示不知情、未参加、没签字，怀疑“(申请书)签名可能是伪造的”。
贺建奎。贺建奎实验室供图
按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作为当事人，贺建奎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直面回应才对。但尽管外界舆情滔天，贺建奎却始终躲着不见。负责贺建奎媒体的负责人也是三缄其口，既不愿透露“婴儿是在哪个医院出生的”，也没有关于此例研究的更多信息奉告，只是一味强调“因为个人隐私不能说太多”“现在贺教授不接受媒体采访，过几天统一回应”，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媒介素养低下的问题了。
一位与贺建奎共过事的业内人士曾评价“他就是马斯克”，赞其“聪明、疯狂、天才”，但很多时候，天才与疯子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就像许多科幻小说中，总有一个罔顾科学伦理，甚至不惜毁灭人类，也要进行所谓研究的“科学狂魔”。其人设之所以为反派，在于他们遗忘了科学研究的初衷与目的是什么？科研本来应该是为人类美好生活服务的，但由于缺乏起码的人文素养和伦理关怀，导致在一些“科学狂魔”那儿，科研从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其后果，越是尖端的科学研究，一旦挣脱伦理道德的限制，其反向破坏力越大，对人类社会的威胁越是致命。
但愿贺建奎不是这样的“科学家”，但愿他的研究最终能够造福人类，而不是毁灭世界。不过在此之前，贺建奎还是得马上、立刻停下来，先接受权威机构最严格的伦理与安全性审查再说。这并非针对贺建奎个人及基因编辑这个单项技术，而是普遍的科学规范所需。而且，越是前沿的科学研究，须有越严格的安全审查。只有这样，科幻作家笔下“科学狂魔”挟暗黑技术胁迫全人类的悲剧才不会发生。(聂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