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山大学学生会2018—2019学年度干部选拔公告》，公告中按照三个层级公示了两百多个学生干部岗位，部分主任岗位还特别标明了是“正部长级”还是“副部长级”。甚至还有副主任职位，标明“主持常务工作，正部长级”云云。
这种官僚主义气息浓厚的消息，立即在社会上引发负面热议。面对舆情，中山大学学生会经过研究，今天发布“说明”，说具体岗位设置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明确学生干部的服务职责，更好地服务各校区广大同学，并声明“我们错误使用了级别的表述，对此深表歉意”。
言外之意，是他们设官定岗没有错，公众误会他们的良苦用心了。但公众的疑问马上来了：一个学生自治组织，设那么委员会、办公室、中心，又设置200多号部长、副部长级干部干啥？搞得这么复杂而庞杂，普通学生有事要找他们可能都找不着北，这些干部又能如何更好地服务学生？
对于一级学生自治组织来说，不明确干部级别，就不能明确服务职责，这是一种奇谈怪论。现在国企都取消级别了，不也运行得很正常吗？反过来，级别明确之后，服务职责就定下来了，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
这种设官定级的做法，倒是十分符合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悠久传统。历朝历代的造反者，扯起造反旗帜没几天，就要建号建元、封官进爵，或许是出于政权建设的需要，其实不过是过过称孤道寡的干瘾。在一些朝代，因为官爵多如过江之鲫，就把“开府仪同三司”的政治待遇改成官职，许给一些要待遇的人。隋代干脆将开府、仪同分设，以扩大荣华富贵的覆盖面。一个学生自治组织，居然弄出200多号部长、副部长、主持常务工作的副部级，不就是广授开府、仪同的政治闹剧吗？
什么是官僚主义？无非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贪污腐败的干部作风。凡有职务，不是本分做事、服务群众，而是对民生疾苦麻木不仁，汲汲乎自己的级别、待遇以及种种名利。等到待遇有了，虚荣心膨胀，架子端得老高，从此不干事、不担责，骑在人民群众头上颐指气使。
团的干部应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学生会是共青团领导的学生自治组织，近些年来学生会衙门化、干部官僚化问题突出，这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上很多人正在上大学或者上过大学，对此都有切身体会。学生会是学生自治组织，其重要职责之一是代表学生、维护学生权益。但现在去问问我们身边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有谁享受过学生会的服务？
比如有人质问，最近中山大学青年长江学者张鹏性骚扰多名女学生的丑闻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怎么就没见该校学生会出来服务学生？反性骚扰在大学校园不是小事，它切关学生基本人权，正是体现学生会存在的地带，学生会的沉默缺位在各地大学校园并不鲜见，但这恰恰说明了学生会并未弄清楚“我是谁、为了谁”。
学生会官僚主义化看起来只是“茶壶里的风波”，其实反映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流毒之广与影响之深，是社会病的折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来是一种“体制病”，但中山大学学生会的干部们不仅“开府仪同三司”，而且开会、作报告、新闻报道等处处向一些权力机关看齐，习于官腔、官调和官味、官威而不察。这种在学生官场的大染缸里染出来的“祖国未来”，想指望他们将来甘当公仆，察实情、出实招、干实事，岂非难哉？
要治学生的官僚主义病，根子在于整治权力机关、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痼疾，但也有一个“从娃娃抓起”的问题。两年前，针对共青团中央，中央巡视组曾明言其“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学生会热衷封官定级，绝不是简单的“错误使用了级别的表述”，而是一个认识问题，价值观迷失而不自知。现在需要像共青团改革一样，对学生会动动手术刀，使之来一次脱胎换骨。(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