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份红纸黑字的《惠安街道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在网上引起热议，该标准第一条规定：索要彩礼“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6月20日，河南兰考县惠安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称，红白喜事操办标准正在严格执行，此举是为了倡导婚俗新风。(6月21日《环球时报》)
制定这样的标准和规定并非惠安街道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执行上级即兰考县委县政府的相关规定，这说明，不仅惠安街道存在彩礼畸高现象，整个兰考县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当然了，规定来自上级并不就意味着规定就是合理合法的，送多少彩礼属于法无禁止即可行的个人自由意志的范畴，公权力只能倡导不能强制，更不能武断地当作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
兰考县制定这一标准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对于那些苦于拿不起彩礼娶不起媳妇的人来说，这一标准如果能够得到严格执行，似乎也是一大福音。只是，现实的残酷性就在于，即使这一标准得到严格执行，也未必多么令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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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街道办社会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所说的“结完婚后，你要给丈母娘一千万，我们也管不了”，实际上已经道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即，这个标准除了让名义上的彩礼降到了一个大部分人都能承受的水平之外没有任何用处。真实的世界里，你能不能娶到媳妇的条件不再是给多少彩礼，而是你婚后能给丈母娘多少钱，或者婚前承诺婚后给丈母娘多少钱。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之前的彩礼“行情”是十几万或几十万的话，彩礼当前的“政府指导价”只是一个被抑制和低估了的价格，并不能反映市场的真实“行情”。换言之，拿出来多少与拿得起多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使当地所有人在婚嫁时都严格执行该标准，相对于那些拿得出标准中的两三万彩礼却无力承诺更多彩礼的家庭而言，那些事实上拿得起更多彩礼即家境殷实的家庭在为儿子寻找配偶这件事上，仍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这类规定的出台，说明当地的彩礼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到了政府也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的程度。只是，彩礼只是一个表象，而不是导致这一社会现象的根源。它是当地婚嫁市场的晴雨表，砸掉这块表，除了让你像鸵鸟一样钻进沙堆再难看清问题的根源之外，不会有任何用处。
彩礼畸高，以致在某个局部地区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很多因素有关。传统习俗是一方面，不健康的婚嫁观是一方面，一些人趁嫁女捞钱也是一方面，同时也不得不看到男女比例失调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男女比例失调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重男轻女的恶习导致当地男女比例失调外，大量适龄女青年去往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导致婚龄女性外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不仅在兰考一地存在，而且，这些地方也都是涉婚诈骗现象的高发区。
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负有社会管理职责的政府适当的介入是必要的。但政府应该介入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层面、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是倡导性的还是强制性的，则需要更多的探讨与探索。从根本上来讲，发展经济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通过提升当地收入水平促进婚恋市场更加理性，同时也吸引外出务工尤其是农村外出务工婚龄女青年的回流。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一些问题仍然会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需要慢慢消化解决。(张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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