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朱昌俊（四川）
近日，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通报一起案件，65岁的楼某某到某超市购物，结账后“顺走”物品被发现。超市负责人让楼某某到超市二楼办公室接受调查。几分钟之后，楼某某突发疾病。经医院诊断，楼某某为脑干出血、呼吸衰竭、高血压病、脑出血后遗症。楼某某一方为此起诉超市赔偿159572.31元。法院审理认为，楼某某存在不诚信购物行为过错在先，超市对楼某某进行初步调查、口头教育并无不当，在其病发后已尽到了积极施救义务，并无过错，故驳回楼某某一方的全部诉讼请求。楼某某一方不服提出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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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事件的内在逻辑其实并不复杂。法院的判定依据已经说得很明白：当事人有错在先，超市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初步调查、口头教育并无不当，且在其病发后处置措施得当，尽到了施救义务。那么在这样的客观事实下，再向超市索赔，显然有违公序良俗，得不到法院支持，完全在情理之中。
不过纵然超市方在法律上并无过错，老人偷菜也肯定不对，但毕竟是一位年过六旬老人，在处理方式上更柔和一些，最终事情也能妥善解决，而且很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按说，这类案件在今天不再应该受到格外的关注，社会对司法的判定也完全可以建立准确的预期。但现实中，“我弱我有理”“死者为大”“伤者为大”的现象，确实还时有发生，过去的司法判决中也不是没有先例。这种社会心理的生成，乃至司法的“迁就”，有着诸多的复杂成因，要完全改变显然难以一蹴而就。但是司法对应着世道良心，就应该扮演好公正裁决者的角色，真正从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角度出发，守住法律的底线，也为社会道德观提供正向的引导。
近些年，类似的判决其实越来越多，社会的期待也越来越强烈。大到对正当防卫边界的厘清，小到诸如电瓶车闯红灯出事被认定全责等等，这些判决既是对法律的尊重，也回应了社会对公平正义和常识的期许。按照这样的标准，这起案件的判决显然也做到了这一点。
根据法官的说法，此案作出了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维护了守法者的利益和尊严。但其实，这样的判决，既是维护了守法者的利益和尊严，也发挥着鲜明的惩恶扬善作用。
应该看到，这些年频频在舆论上引发争议的社会现象，如“扶不扶”“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等话题，它们在本质上都考验的是司法对相关案件的公正裁决水平，以及社会对司法公正裁决的信心。
很明显，如果人人都坚信司法可以为“扶老人”撑腰，就自然不必因为过度担心被讹的风险而不敢扶；如果每一种“坏”，都能够依法得到公正处理，把是非和常识摆在第一位，而不是受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人们也就不必去纠结“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自然也就能够减少一些“作恶使坏”之人的侥幸心理。
现代社会，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最有力的手段之一。社会道德的发育，不同群体、阶层之间关系的形成，都与司法调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千万不能小看像此类“小案件”的判决。它不仅直接关系到个案的公正处理，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正义观、是非观乃至行为认知。
西谚所说的，“10次犯罪只是污染了一段水流，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却污染了河水的源头”，这里的“河水”，不仅是社会对法律的信仰，也更包括世道人心和社会整体的道德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