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已开展近20年，如今，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专家认为，中国垃圾分类已进入“强制时代”，要加强对居民的督促引导，并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6月24日《人民日报》)
目前，不少城市加入到生活垃圾分类行列，取得了一定成效，若论修法或立法强制推进垃圾分类，几个一线大城市进展比较突出——《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尽快修改完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即将施行，《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去年已实施，深圳相关立法正在进行。生活垃圾需要分类处理，分类处理需要强制，强制则需要立法，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就这样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立法对居民投放垃圾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和约束，是推进强制性垃圾分类的必由之路。如日本法律对乱扔垃圾和随意焚烧行为明确了判刑、处罚金或者两者并处的规定，引导居民按要求分类投放垃圾。从中国国情来看，立法强制垃圾分类也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垃圾围城”已成为困扰和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问题之一。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有一定的理解，但践行度普遍较低，更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如果没有立法强制，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要取得实际效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先行一步的基础上，应有更多城市加入立法强制垃圾分类的行列。所谓“强制”，就是通过立法明确垃圾分类是居民的一项义务，如果不按照法律规定和标准规范分类，将受到相应的罚款或其他处罚措施。去年一名广州市民因拒绝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立法明确垃圾分类强制性规定措施，能让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不重要，就没必要进行强制。
强制是加快垃圾分类处理最有效的推动力之一，有利于让广大居民养成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习惯。如果越来越多居民按照法律规定和分类标准进行垃圾分类，自然不会对“被强制”有多大的不适感，反之，如果居民把相关法律不放在眼里，随意投放处置垃圾，就会受到强制性手段的处罚。强制性垃圾分类的法律措施，主要是约束那些不守规守法之人，且不以被约束者对“被强制”是否理解、是否有不适感为前提。
中国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不管你认同不认同垃圾分类，都要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不管你习惯不习惯“被强制”，都必须习惯这种方式，在法律规则面前，谁也不能成为例外。更何况，强制垃圾分类已是一种国际惯例，中国不能例外。
垃圾分类的“强制力度”多大才合适，需要进行科学论证和具体把握，总体上应当因地而异、因城施策。比如“垃圾围城”情况严重，或者垃圾分类开展难度大的城市，“强制力度”不妨大一点，反之则可以适当轻一些。同时，还应该根据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等指标确定罚款标准等，让立法执法强制力度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适应。
强制垃圾分类并非只能罚，通过奖励也能达到不错的效果。比如韩国规定，奖励额度最高可达处罚金额的80%，这有利于鼓励更多人监督垃圾分类。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应该探索更多的强制手段，最终以广大居民是否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来评价强制效果。进而言之，强制垃圾分类的法律措施不只是针对居民，相关单位以及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等机构也都是强制对象，对垃圾分类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