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山大学学生会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中山大学学生会2018—2019学年度干部选拔公告》，公告中按照三个层级公示了两百多个学生干部岗位，而在“秘书机构”和“组成部门”两层级中，还特别标明了职位是“正部长级”还是“副部长级”。公告引发网友大量关注，有网友调侃“中山大学圆你部级领导梦”，更多网友则认为这是对大学精神的一种讽刺。
20日中午，中山大学学生会回应称：“具体岗位设置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明确学生干部的服务职责，更好地服务各校区广大同学，并作为进行综合素质测评时的参照。在公告中，我们错误使用了级别的表述，对此深表歉意。”可能中大方面认为确实如此，但遍布网络的愤怒、调侃和讽刺之声，只是因为表述误用这么简单吗？
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现状早已不是新闻，去行政化的呼声也喊了十多年。不是没有中央精神，不是没有政策部署，但实行过程多是雷声大雨点小、步履维艰。例如，作为去行政化的一小步，高校、医院去编制化推了好多年，至今依然未有实质进展。看似“厘米推进”都艰难的背后，其实是大环境裹挟之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必然结局。
公众对于高校去行政化推进艰难的司空见惯，与对中大学生会任命干部官僚化做法的普遍反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真实而具体地体现了国人对于后代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些不合理之事，强加于大人们可以，污染年轻的孩子们不行。事实上，正是这种全社会对于教育应该保存和追求真善美的默契，支撑着我们在诸多问题中艰难前行，心中始终保持希望的火种。
大学学生会和现代大学一样是舶来品。无论是西方的学生会，还是“五四”以后中国兴起的学生会，都聚焦于服务校园、关注政治、联系社会、推动进步。因此，学生会成为许多精英锻炼自身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地方，也是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养成“国民领袖”或者“合格公民”的重要渠道。从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会成员来看，其中的骨干如刘驭万、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等，都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建国后从各校学生会里成长锻炼出来的各界头面人物，也为数不少。这说明，学生会只要做得好，是可以成为学生自治、校园服务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的。
但是，当前我国的学生会在“自组织”这一根基上并不牢靠(事实上属于“他组织”)。外部的大环境变化会影响到学校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学校生态的变化又必然影响到学生和学生组织，包括学生会、社团等。当行政权力可以轻轻松松地通过规章制度等形式渗入到学生会组织当中，其日常运作的行政化倾向也就可想而知。
虽然说，学生群体的处境相对被动，是承担这一行政化思维产物的末端，把板子打到学生会和学生身上有失公允，但作为当事一方，部分学生在面对舆论批评时主动跳出来否认指责、理直气壮、狡辩护短，这就非常值得深思了。学生会这一组织及其运作方式给当前高校学生基本价值判断带来的长远影响，恐怕是人们最为担心之处，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此次事件引起巨大波澜的根本原因。（光明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