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增值产业？
王久良的镜头曾在日本对准过一家回收矿泉水瓶的企业。这家企业拥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宽敞车间，拥有先进的智能化和数控设备。在生产线上，塑料瓶依次被粉碎、清洗、回收。车间里，王久良找不到污水，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
令他意外的是，这样一家“模范”企业的负责人却时常因为回收塑料瓶而烦恼。日本对于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了，为了排污达标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我们是亏本的。”负责人告诉王久良，企业每收购一吨废旧矿泉水瓶，政府就给他们补贴2万日元。
即便如此，他们也无力再回收处理更多种类的塑料制品，“环保的成本太高了”。
镜头对准中国垃圾处理厂，却是一幅幅让王久良心酸的画面。他曾花3年时间，拍摄了名为《塑料王国》的纪录片。纪录片里讲述了中国“洋垃圾”的产业链——一些人从远洋货船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垃圾，分拣出可回收利用的塑料，然后经过漂洗后粉碎，进而加热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业使用的塑料颗粒。
“日本处理一种单一污染物都要建一个厂，在中国一个小作坊却能处理全世界各类塑料垃圾。”他说，“中国有全世界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人，他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先进技术。”拍摄期间，那些黝黑的面孔教会了王久良分辨全世界塑料垃圾的方法——手感、听响声，然后是看烟看火闻味。
“他们是一群农民。”他说。
一张餐桌大小的粉碎机、两张餐桌长的制粒机就可以组成一家小作坊。机器轰鸣声中，塑料碎屑在空中飞舞。从王久良的镜头看过去，屏幕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见塑料碎屑。镜头再一转，污水可能未经处理就咕噜咕噜排进了河里。
作坊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大小，“你有10台这种机器，而我可能只有1台。”
镜头之外，在日本，更多更难处理的塑料垃圾都被出口到了中国。过去的10余年，中国对洋垃圾的进口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回落以及今年彻底的禁止。
“之所以进口还是有利可图，可真的有利吗？”王久良忍不住反问，“环境的成本算什么？”
3年拍摄时间里，镜头记录下了那些看得见的“成本”，村里的水漂着垃圾和白沫；清洗塑料后的污水流到了林子里；有老太太分拣时不小心碰到了腐蚀品，她的手指整个关节被碳化；有小作坊的老板觉得腰上长了瘤子却死活不愿看医生，“检查出来病咋办？日子还过不过了？一批粒子，娃半年的学费。”
纪录片的拍摄让王久良认清了一个道理，“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产业。”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则，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更解释不通为什么《塑料王国》里来中国的洋垃圾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
有环保人士称，“垃圾填埋和焚烧场挣的是消耗、处理垃圾的钱，而不是循环利用塑料垃圾产生的次生利益。”
事实上，这些干湿混合的垃圾焚烧后发电效率并不高，在不充分燃烧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排放有毒物质以及产生飞灰和废渣等。但相应地，“从海量的垃圾中回收利用塑料制品的成本更大更夸张。”
“环保很多时候就是几害相较取其轻。”刘建国说，当前社会有一种声音，期待着科学家能够找出完全替代塑料袋的东西。但实际上，从全生命周期计算，无论是帆布袋、纸袋所要消耗的资源带来的污染同样不会少。
他举例说，如果做纸袋，需要经历种树、砍树、做成纸浆、造纸的过程，而帆布购物袋所涉及的棉花种植更是高耗水高耗能的产业，不仅要考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还要考虑土地资源的占用、运输、印染、流通、废弃后填埋焚烧的成本。“你只看到多次使用，却没想过一旦要处理，布袋的重量是塑料袋的几十倍，占用的空间、处理难度都不小。”
这个研究固体废弃物的学者曾做过实验，每使用200次帆布袋，其对环境的影响才能优于使用1次塑料袋。
“根本问题不是去寻找一个塑料袋的替代品，真正要做的，是审视我们的消费行为。”蒋高明说。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领了农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年时间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农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蒋高明发现，引发蝴蝶效应使农田样貌大变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关系。
他说，为了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农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则是为了改善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延长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生产季节，最终提高其产量。
地膜铺下去后，产量的确提高了。但同时，地膜在使用后很难从土壤里剥离。它们长久地待在土壤里，破坏土壤结构，生物失去了活动空间，线虫、蚯蚓挨个离开，土地最终板结化。
蒋高明注意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盖一层膜，地上再铺一层，为的是不让水分流失，可这样的密封环境会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终演变成脆弱的生态系统。
他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伤心的面孔，一些农民都遭遇了作物烂秧、病害等问题，有牛羊吃了地膜覆盖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蒋高明叫人翻开土地，清晰地看见地膜缠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们把土壤带回实验室检验，甚至发现了30年前残留的地膜，“它已经变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见的塑料片了，但并没有消失”。
来不及处理的地膜大多付之一炬，因此产生的六氯代苯、二恶英、多氯联二苯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
而那些染病、使用过量化肥和农药的作物去了哪儿？蒋高明说，“最后都上了城里人的餐桌。”
他觉得这一切很讽刺，无穷无尽的消费需求控制着市场的流动变迁，却又最终被其反噬。他曾和农民讨论，干脆把果园里铺了一地的反光膜撤走、少用，以减少污染和浪费。可对方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很简单——不用反光膜，苹果上色不均匀，卖相太差，没人会买。
“苹果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看的。”蒋高明说。
这位学者忍不住反思，“我们真的有这样大的消费需求吗？”他反感一颗糖一张塑料纸的包装模式，公开批判出版业给书贴塑料膜的行为，也反对酒店提供一次性塑料洗漱用具，“这会造成多少浪费？”
刘建国总结了12个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办公楼向外看去，密集的住房和写字楼正在不断压缩着城市的空间。塑料袋、建筑垃圾、电子垃圾、废钢铁、轮胎、玻璃，甚至包括共享单车……刘建国觉得，经济增速太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改变，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场。共享单车一两年前还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天使”，转眼间就在小区、停车场垒成了垃圾山。
“很多人不思考，只觉得塑料袋是个大问题，所以一边儿吃着塑料盒包装的外卖一边儿痛骂塑料的罪恶。真正思考了，你会发现处处都是问题。”这名学者叹气道。
大拆大建后废弃的建筑垃圾填埋场，也曾是王久良镜头捕捉的对象。他在一个近两公里宽的填埋场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高峰时，两千多人在各种废旧管材、线材、塑料、钢筋、砖头里穿梭，抱着东西就往填埋场边上的窝棚跑去。那是他们的暂居地，也是废弃材料的暂居地。起重机和卡车很快会带走这些材料，再送往下一个工地或是工厂。
一派热火朝天的气氛里，王久良在远处站着，五味杂陈。
在拍摄《塑料王国》时，这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注意到了一组数据，从1995年大规模进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个洋垃圾回收产业反映在经济价值上都是一条完美向上的曲线。美国1吨9美元的垃圾，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能以上千元的价格卖给小作坊，经过处理后，一吨塑料颗粒的售价甚至直逼五位数，价格“快赶上原材料了”。
“我以为人可以低到尘埃里，却没有想到能低到垃圾里。”一次放映活动上，一位大学老师看完影片后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