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的微信公众号最近刊发了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基层干部在微信中描述了其沦为“微信工作群奴”的状态：多个部门的微信工作群每日必报到并传报相关材料；他的“副包”(即包村工作副手)，每次出门要带五部工作手机，里面是各部门不同的工作系统要填报，所有手机24小时保持开机……
自电脑诞生后，现代化办公就一直被寄予厚望，而它真正变得高效和普及的时候，还是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后。可在像这位吐槽者一样的基层干部眼中，被手机包围的“现代化办公”，不仅没有想象中的便利，反倒徒增了烦恼和负担：综治网格员专用手机、统计员专用手机、扶贫干部专用手机、农业综合服务员专用手机、纪检干部专用手机……且每个手机配一个App，还有那些永远看不过来的微信工作群。这位吐槽者将“现代办公条件”称为基层干部的“坑”，应该不算夸张。
在普遍追求“让信息多跑，让人少跑”的今天，一个基层干部下乡，却要同时带五部手机才能完成工作，每个部门甚至每种工作都要发一部专用手机，开发一个App，这无疑成了数字时代的新“割据”，不无黑色幽默的意味。
这种状态，不仅给基层干部造成负担，令相当一部分工作精力被耗在应付信息处理上，也增加了财政负担。每个部门都配备一部专用手机，开发一个App，这是否会加剧采购腐败，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可以说，这不仅是形式主义的问题，还指向相关财政支出是否合理，是否真正把钱花到了刀刃上。可以作为参照的是，恐怕不会有哪个追求效率的商业公司，会给员工配备这么多手机。
为什么不能用一个专用手机、一个专用App？从技术角度，这完全不是难事，手机太多，信息处理不过来，这也与手机无关，根本问题还是出在观念上。预防形式主义，改变工作作风，不是说换了个工具，将线下工作搬到网上，就大功告成了。由于各种网络应用层出不穷，如果行政观念和管理理念不能与时俱进，技术和工具反过来会制造更多“牢笼”和束缚，成为形式主义的“帮凶”。
除了要同时携带多部手机出门，随时注意手机里的工作动态，基层干部还得拿手机为自己的工作留痕：“现在去下乡，进村第一件事，不是去村委会布置工作，而是先到挂点的贫困户家去和他合个影，然后再找手机信号、找GPS信号，因为要手机扶贫App签到，上传帮扶日志和照片。这叫：工作留痕。”
“工作留痕”，既便于随时记录工作的进展，也能对基层干部的工作形成监督，其初衷不难理解。只是，这种“合影＋签到”的做法，美其名曰“工作留痕”，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打卡。因为这种程序化的要求，虽说可能增加了对基层干部的监督，在另一面却难免制造不信任感，弱化基层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甚至助长“按部就班”的暗示。其中的利弊得失，必须谨慎权衡。再者，合影还得要求村民配合。何况，一些地方连手机信号都不好，一刀切的要求“留痕”，也有失人性化和灵活。
在多数人谈如何防手机沉迷的今天，出门带五部手机、24小时不关机的基层干部，恐怕想不“沉迷”都难。这实质是落后的行政理念与先进的工具之间发生冲突的必然。手机以及各种现代化办公工具的使用，本身是大势所趋，但关键是如何用。若思维、观念没转变，使用的工具再现代化，也难以跳出原有的形式主义之坑，更难言进步。这位基层干部的“吐槽”，到底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值得各地政府和部门聆听与排查。这也提醒那些致力于现代化办公的基层政府与部门，推广现代化办公，要换工具，更得换“脑”。(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