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内江18名官员拼凑廉政报告的事，让该市东兴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李琳感到很震惊。在今年初开展的一项检查中发现，东兴区纪委监委在检查各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2017年述责述廉报告时发现，部分干部的报告存在照抄照搬、相互抄袭的现象：有的把2016年的报告改个时间，就变成2017年的；有的把报告中的“十八大”直接改为“十九大”；有的两份年度总结，95%的内容相似……(4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写的报告，既不是拿去发表，也不指望借此包装自己等待晋升，那些自忖提拔无望的官员，更是看淡报告。若不是一定要走这个程序，谁也不愿意写。再说，廉政报告是对上行文，是写给上级看的。而事实上，很少或者说得再极端一点，没有哪个上级会一一翻看每个人的报告。
不妨作一种猜想：东兴区纪委监委这次发现的报告抄袭问题，很可能已经沿袭了数年甚至更久，既然能把2016年的报告改个年月日，把“十八大”直接改“十九大”交差，那前面几年的报告就不可以改呢？这一次抄得这么大胆，会不会正是因为前几年抄了没有人发现，才会有“95%的相似度”？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如果前几年交的报告没有处理掉，翻出来一看就明白了。我们常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东兴区18名官员拼凑廉政报告的事，大概也是说明了这么个理。如果以前给上级写了报告，上级并不认真看，就连把地名、人名、时间都抄错了，上面也发现不了，你让他今年还费时费力去写一份根本没人看的报告，岂不有点傻？能够“网购”一份岂不省事？
如今一些基层单位抄文件、抄标语、抄报告的戏码越演越“神”。去年底， 2017年，陕西神木县、郑州市金水区等地在宣传标语中出现其他地名“穿越”的情况。陕西神木县街头的文明宣传标语，开头第一句话竟是“爱国爱家，爱我长沙”。宣传标语的48个字与3年前长沙市发布的文明公约完全相同，被网友称之为“神木爱长沙”。
安徽省委巡视组在一个县巡视时发现，县里25份领导干部的发言材料，有20份能在网上搜到原文，并且相似度都超过90%。其中，有多名干部抄袭了同一份材料，甚至还有干部将别人已经发表的文章拿来，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现实。反观近年的各类报告，不难发现，别说一般官员，即使单位的一些党政主要领导的廉政报告，也难言“原创”，据我所知，请秘书代劳(代抄？)不少。话说到这儿，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前贪官和“潜贪官”的廉政报告谁写？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虽说一个官员是否廉政，跟抄不抄廉政报告没有必然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贪官的廉政报告，一定是自欺欺人的。如果有人对近年来贪官落马前的廉政报告研究一番，可能会有很多发现，比如，发现其写的和实际做有着宵壤之别。说不定还会发现其贪腐线索。这不是题外话，而是说真正管用的廉政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就该产生这样的威慑力。
其实，内江18名官员拼凑廉政报告被查，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一个区只有一个纪委监委，人数也不多，全区那么多官员，光靠纪委监委的人去查，是查不过来的。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侥幸心理，也不会认真对待这个报告。
我的建议是，下级的报告，上级要尽可能多看，实在看不过来，抽查也不失为一个次优的办法。不仅如此，还应该让报告有一定的“公开度”，比如一改单线上报的老规矩，让它们有更多的“检查员”：在上报的同时，接受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审阅”。这样一来，写廉政报告，就不会沦为“认认真真走形式，扎扎实实走程序”，就会有力促进反腐倡廉工作。(印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