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四川安岳县纪委监委获悉，针对资阳市“阳光问廉”曝光的4个案例，该县纪委监委迅速介入调查，几天内便查实了曝光的城北乡村干部收受“车马费”的问题。该县纪委监委顺藤摸瓜，进一步排查发现，城北乡竟还有多名村干部拿过“车马费”。(4月27日《华西都市报》)
这是一起典型的“蚁贪”案件，涉案的6人中“蚁王”当属城北乡国土城建员杨敏，他在2013年至2015年间，共收受群众“车马费”11900元。时任古竹村支部书记的李明星收受群众好处费2000元；时任安北村党支部书记龚仲斌、村主任张家佑、村副主任康纪良、村文书龚仲高共计收受群众好处费1700元，用于4人日常伙食开支。
不难看出，此案清晰地呈现了当地农村宅基地审批权畸形运行的轨迹：村民申请宅基地证——村干部居间撮合办证并从中分得“车马费”。杨敏“吃肉“，村干部”喝汤”，大家配合默契，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杨敏等人收“车马费”不是一两年的事，这次被查处，或许是因为村民丁友远交了“车马费”后，直到2018年也没有拿到宅基地证。如果丁友远如期拿证，这事恐怕就很难暴露，杨敏等人完全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广收“车马费”，并使之成为当地的一个“潜规则”。
干部收村民“车马费”容易得手，里面有政策不透明，村民容易被蒙蔽的原因，但更有基层干部霸道，权力任性的原因，不给钱难办事、不办事的仍有市场。当监督失灵，处事不公、吃拿卡要、侵占群众利益等问题就会频繁发生。
大量事实证明，一些基层干部什么钱都敢要。此前的媒体报道，陕西省凤翔县横水镇南光耀村村干部，把困难群众当成“摇钱树”，要求每户困难群众办低保要给予500元左右的好处费，并在国家给予村民的危房补助款中，收取1500元的“回扣”。而在手握公权力者的引诱、威逼下，这些钱收起来常常都很顺手。
像杨敏等“蚁贪”，虽然其所贪数额在那些动辄贪腐数百万上千万甚至更多的“老虎”们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因其给群众带来的伤害更直接、社会影响更恶劣，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杀伤力”同样不可小觑。
整治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不良行为，发动群众是必须的，比如优化激励机制，鼓励群众举报和面对向村干部“问廉”，但这只能是反腐的辅助工具。而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应主动作为，靠前监督，把惠民富民的好政策，送到农民家中，并善于在跟群众的广泛接触中发现问题的蛛丝马迹。而一旦发现问题，则铁腕查究，决不姑息。
唯如此，才能斩断一双双伸向群众的贪婪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