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棵树下抬头仰望，或驻足于一丛花前，我常常能获得关于生命的启示。人之所以被视为高贵的存在，多来自于人类拥有理想以及为之奋斗的能力和决心，而且肯把这种行为当作追寻生命价值的路径。
当人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前赴后继，这种理想就变成了信仰——甘愿为了信仰牺牲自己的人，他们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在中国革命史上，无数先烈以鲜血确证着生命的高贵与伟大……
一
从唐县县城去往我在乡下的老家，从保阜路转向通往大洋乡的乡村公路，会经过一个叫马庄的村子。在村东头的高岗处，我曾走下公路，走进田野，瞻仰过一座由水泥铸成的朴素纪念碑。后来，无数次从这条公路上经过，每次我都会向那里投以虔诚的目光，并向同行的人述说一番。如果不这样，仿佛就无法从这里通过。
但在某一天，我发现那座碑消失了。几经辗转，我从研究唐县地域文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这座碑的照片和碑文，心里稍许宽慰。
纪念碑立于1983年5月，立碑者是中共唐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碑阳竖刻着三行字，正中的大字是“马善修烈士纪念碑”，左侧是生卒年月“1914-1932”，右侧一行七个字“中国共产党党员”。碑阴上的第一段文字介绍了逝者的生平：“马善修烈士，男，河北省唐县马庄村人，河北省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第十四班学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加该校共青团的领导工作。”第二段开头部分记述了烈士事迹和牺牲经过：“一九三二年七月六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武装镇压二师护校斗争，枪杀抗日救亡的青年学生，造成震撼华北的流血大惨案。马善修同志，在护校斗争中，果敢顽强，临危不惧，曾参与冲出学校买回面粉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妄想断粮迫我屈服的阴谋。当敌人冲进学校，用步枪机枪向我爱国同学猛烈射击时，马善修同志和敌人英勇搏斗，当场壮烈牺牲。”
七月六日，保定二师。假如你看过《红旗谱》，便对碑上的时间和地点不陌生了。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梁斌笔下“二师学潮”的经过与碑文中关于马善修烈士牺牲的情况几无差别。梁斌1930年入学，马善修是晚他一年入学的学弟。
在这场“流血大惨案”中，8名进步学生壮烈牺牲，4名身受重伤，其中1名医治无效牺牲；38名学生被捕入狱，在经过艰苦的狱中斗争后，又有4名学生于9月7日被枪杀在保定西门外的刑场上。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大公报》记者进入学校，记录下了见到的惨状：“行到总务股门口，见血殷柱石，共三处，盖军警与学生冲突时，首先受伤学生所流之血。虽经用泥土掩盖，然流血过多，痕迹犹存，倍觉凄惨。”
在牺牲的烈士中，除赵克咏是共青团员外，贾良图、曹金月、杨鹤声、刘光宗、刘玉林、王慕桓、边隆基、邵春江、张鲁泉、张树森、马善修、吕清昕等12人都是共产党员。
看到这个名单，你马上就会明白，纪念碑上“中国共产党党员”七个字的内涵和分量，以及立碑者的理由。之所以对这块纪念碑念念不忘，既因为它是我回乡路上重要的地标，也因为镌刻其上的名字和他们所曾参与的为信仰而牺牲的斗争，曾经深深影响了我的青春和成长。“七六”烈士群像也是我的母校“保定第二师范”的师长们终生难忘的青春记忆——也许他们不一定都能把烈士们的名字记住，但这个时间节点一定像亲人的生日一样刻在了自己心上。
在母校旧址操场南端的烈士陵园里，汉白玉质地的“保定第二师范七六殉难烈士纪念碑”静静肃立在碑亭中。这座碑建于1950年，自那以后的每一个清明节，全校师生都会在哀乐声中胸戴白花缓缓绕廊而过，然后在碑亭南侧列队，向已经化作忠魂的校友献上哀思。不仅如此，由于地处城区中心，这里也成为市区最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清明节前的一周，中小学纷纷在这里举行悼念活动，整座校园都笼罩在哀思中。那几天，我们的心情会变得格外凝重肃穆，思绪飞奔回那段枪林弹雨的岁月……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校址上变换了多个办学单位，校名几经更迭直到被撤并，但因为这些烈士，因为这座纪念碑，每一个校友的心中都有一个神圣的“红二师”——而“红二师”也作为重要的历史和地理坐标，进入一代代保定人的日常话语中，成为全社会不朽的集体记忆——随着历史的变迁，二师校名变动有七八次之多，但保定人只称其为“红二师”；凡提及西下关那一带的地方，都用“红二师”作地标。
这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吧！就如同我每次回乡，都觉得马善修烈士的纪念碑仍然立在太行山麓。
二
马善修烈士纪念碑上，“时年十八岁”的信息引起我的注意。我进一步研究考证十三位烈士的逝世周岁年龄：18岁、21岁、22岁的各有三人，19岁、20岁、23岁、24岁各一人。
朝气蓬勃的年纪，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配得上人间所有关于美好的词语。这群青春飞扬、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还未来得及回忆成长的滋味和体验成人的喜悦，就已经走完了短暂的人生旅程。
面对每位烈士姓名后边括号内的生卒年月，我问自己：他们为何敢将自己年轻的身躯挺立在敌人的枪口前？他们有没有可能不死？
尽管他们已经无法亲口说出心声，但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他们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然而，他们不过是一群学生，如何敢于冒着生命危险走上革命这条“不归路”？我们从源头追溯“红二师”的历史，就会揭开这个秘密。
保定二师建立于1904年9月，是清朝末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举办的最早一批初级师范之一，办学目标主要是为刚刚兴起的新式学校培养师资。时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著名教育家严修两次远赴东洋考察日本教育，参考日本师范教育模式创办了这所学校。建校伊始聘请的教师中，除当时国内学界名流如翰林院编修王景禧等人之外，还有三名日籍教师，这在当时国内学校并不多见。以后名师执教成为该校的传统，留美硕士张敬虞曾任校长，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哲学家潘梓年、国画大师李苦禅均曾在该校任教。加之二师位于省城，与京师近邻，不仅治学严谨、规训严格，而且常能得风气之先。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各种新思潮迅速传到保定，二师和育德中学、女二师等学校的师生积极响应。1919年，二师进步学生即已投身早期的革命运动中，他们深入农村和街道，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和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等的道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们冲破阻挠走上街头，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军阀的卖国行径。
1921年3月，革命先驱邓中夏来到保定任教，他向学生们推荐《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二师师生产生重大影响，进步力量在二师迅速发展：1922年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发展了共产党员，1924年建立了党的支部，中共保属特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保属特委都设在该校——1928年，学生侯薪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保定市委书记，直到1929年被反动当局逮捕，他才结束了在二师的学习生涯。到了1932年，二师党组织已经把全校80%以上的学生发展为反帝大同盟、左联、社联、革命互济会、少年先锋队等的外围组织成员。
不仅如此，在新近开放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纪念馆”的展陈资料中，还有着这样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到1932年‘七六’护校革命斗争发生前，二师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响应号召，利用寒暑假回乡时间，深入全省53个县的农村地区，联系贫苦农民，组建农民协会，举办贫民学校、农民夜校、冬学，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火种，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党团基层组织，共计在29个县建立了党支部。”这是保定二师对河北省党的早期建设所做出的开拓性的重要贡献。因此，二师成为中共保定地方党组织的活动基地，成为河北省广大地区的革命活动策源地和领导革命运动的核心地，故有“北方小苏区”的美誉。
在先进思想和校风的熏陶之下，二师学生感时忧国，常有惊人之举。在“七六”爱国护校运动之前，为了反对校方的独裁统治，二师学生曾经两次驱逐反动校长并取得成功。在1923年驱逐校长刘续曾的斗争中，唐澍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到天津向直隶督军请愿后被校方开除；后辗转至上海大学经党组织介绍进入黄埔军校一期步兵科；1927年受组织派遣领导陕北军运，1928年与刘志丹一起组织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并任总司令，牺牲在战场上时年仅25岁。
姑且不论二师为近百年河北民众教育事业所输送的数以万计的优秀毕业生，单就其为党的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就足以彪炳史册。
来自“小苏区”的先进青年一定都有一颗向党的红心。启民智于荒昧，拯黎庶于水火，救国难于乱世，是他们的使命与追求。坚强的革命信念使青年学子们有了铮铮铁骨；在敌人的枪口前，慷慨赴死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为了信仰不惜牺牲年轻的生命，他们用鲜血向党和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忠诚。
所谓青春永驻，就像是专为这些英烈们创造的一个词语。
三
“二师学潮”不是孤立发生的，是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反侵略斗争史的组成部分。爱国护校斗争的历史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推行不抵抗政策，在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由于二师学生大力宣传反蒋抗日，在河北省城严重威胁到了反动派的统治，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学校提前放暑假，登报声明开除35名学生，勒令40名学生退学，并撤换校长。这一决定遭到了二师学生的坚决反对。6月18日，接到党组织通知返回学校的50多名学生组成了“护校委员会”；6月19日，军警包围了学校，学生关闭校门，不能进校的学生组成外援团在外围做工作；6月21日，军警派人劝学生离校，但学生们毫不动摇一直坚守在校内，直到7月6日惨案发生。
由于《红旗谱》的传播，“二师学潮”中的斗争细节已经形象化地深入人心，例如断粮后如何冲破封锁上街买面、外围后援力量和河北大学等临近学校师生如何隔墙给勇士们投掷大饼等，自不必在这里赘述。
红二师旧址被认定为保定市文保单位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纪念馆”于2020年10月20日开馆，了却了几代二师人乃至保定人的心愿。今年清明节期间，我来到这里，以参观纪念馆和瞻仰纪念碑的方式缅怀先烈。站在西下关街上，遥望那座曾经无数次进出的古朴校门，却发现高大青砖门楼上多了一行黑底金字的砖雕“直隶第二师范学校”校名，上款著题写时间，下款署题写人，行楷书法行云流水、雅致庄严。这块民国六年七月题写的校名过去是没有的，缘何现在有了呢？是为了修建纪念馆而后刻上去的吗？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对文物造成了破坏？我询问了纪念馆馆长郭玉琦，他的一番话语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校名题写者刘续曾系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后的第一任校长（即被学生们驱逐的那位），校门建设之初即镶嵌上去了，后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将其封在墙里；在筹备纪念馆的过程中修缮校舍偶然被发现，得以重见天日！
历史就像人一样有意识，她懂得何时遮蔽又何时呈现。由曾经被革命学生驱逐的“反动校长”题写的校名若不被密封起来，一定难逃后世的风雨；而若不是因为对烈士的怀念和对信仰的敬仰，又难保不会被一直封禁下去。我们常说历史有吊诡的逻辑，但历史显然又有着无比的智慧。
门楼下方是进深很长的门洞，它就像一条时光隧道，穿越过去就进入历史现场：方正的院落，南北两侧的房舍仍是民国的旧物，这里是曾经的行政办公区，现在被用作纪念馆的主展区，展出的图文和实物资料为后人梳理着悠久的校史，其中“七六”爱国护校运动是展览的核心内容。在校园操场最南端，是后来修建的“七六烈士陵园”，花岗岩雕成的烈士群像与纪念碑遥遥相对，共同诠释着二师学子为信仰献身的生命真谛……
英雄已逝，英灵不朽，烈士的精神引领一代代青年为了信仰勇往直前。
“七六”爱国护校斗争锤炼了革命意志，一部分二师学子继承遗志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战场，像先烈们那样为了信仰献出青春之躯。刘亚生，1927年入学，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投笔从戎担任大名鼎鼎的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据不完全统计，有40多名校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除此之外，更多的校友则用自己的才华、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民族解放、国家新生和富强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作家梁斌是杰出校友之一；另一位校友李英儒，以二师教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在校内发展党员23名，创作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生动展现了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在保定的斗争情况……其他如王企贤、王鹤寿、臧伯平、铁瑛、杨泽江以及后来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师昌绪院士，再算上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坚守在乡村教学岗位上的优秀毕业生，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很长……
因为在中国革命事业和师范教育事业以及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对二师给予高度评价；保定二师与毛泽东同志就读的长沙一师、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被称作“师范学校的光荣代表”。
二师的新校歌中唱道：“保师校园，古色古香；参天大树，漫漫长廊。”在迎门的院落里，的确有过两棵高可参天的白杨树，它们曾经见证过那场血雨腥风，可谓获得了烈士鲜血的滋养，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它们因而成为二师的象征，更是万千学子的化身。尽管因为树龄太长现在被两棵银杏树代替，但是在进入校园的一霎那，我依旧固执地认为那里挺立着的仍然是那两棵参天的白杨；就像我看着纪念馆墙壁上先烈们的照片，时光已经流过将近九十年，但他们仍然是青年的模样。
信仰定格生命，人生长青不老。
在陵园里的烈士纪念碑前，祭扫时献上的鲜花已经有些凋萎了，但我知道，明天会有更鲜艳的花朵在那里绽放。（桫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