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特约评论员 赵志疆
9月27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4812号建议的答复》，披露了教育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促请设立防止性骚扰委员会，提供落实时间表的建议”的具体内容。其中指出，将指导地方、高校试点成立防止性骚扰委员会或者相关工作机构，并根据试点工作成效，总结经验，完善制度规范。
各式各样的性骚扰事件中，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校园性骚扰。老师这样神圣的职业，与性骚扰这样龌龊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对“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彻底背叛，同时也是对学生权益以及校园环境的巨大伤害。大学孑然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本是追求灵魂自由与学术发展的净土，然而，不时踢爆公众眼球的各种“门”与“案”，却不由得令人倒吸一口凉气——这还是我们印象中圣洁的“象牙塔”吗？
早在2017年，广州性别中心根据6592份数据样本及上百案例发布了《中国高校大学生性骚扰状况调查》。调查报告显示，有69.3%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占75%。性骚扰事件中，有近一成来自学校上级（领导、老师、辅导员等）。在遭遇性骚扰后，仅有2.7%的女生和1.6%的男生选择报告校方等管理部门；仅有1.2%的女生和0.5%的男生选择了报警。举报成效也并不乐观：在报告校方的受害者中，仅有23.7%对处理结果感到满意；报警的受害者中，仅有19.2%感到满意。
时间过去了数年，目之所及，校园性骚扰仍然频繁被曝光。这固然可以理解为越来越多的受害学生敢于挺身说“不”，但同时也足以说明，在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中，校园性骚扰依然蠢蠢欲动。每次发生校园性骚扰，照例都会引起关于师德师风的大讨论。教育部在2014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以及2018年印发的《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都明确规定：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是不能触碰的“红线”。然而，践踏职业“红线”、凌辱个人尊严的事依然时有发生。
相比起普通的性骚扰，校园性骚扰不仅更加隐蔽，而且往往更加有机可乘。大学校园内，老师不仅掌握着学生成绩的评价标准，甚至还拥有足以左右顺利毕业的权力，朝夕相处的环境，加上高高在上的地位，使得斯文败类可以轻而易举地上下其手。
当道德“红线”不足以约束校园性骚扰的时候，有必要绷紧法律的准绳。高校试点成立防性骚扰机构的努力令人称道，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法律责任。《民法典》即将于2021年开始实施，其中的人格权编明确要求“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学校不是法外之地，老师更不能成为斯文败类。在成立防性骚扰机构的基础上，日常监督、投诉举报、调查取证、责任追究等各个方面都有必要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以常态化的防性骚扰机构建设，推动系统化的反性骚扰机制实施。在严格执行师德一票否决的背景中，斯文败类不仅应及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应永久列入职业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