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受贿案目前正在河南郑州市中院公开审理，王三运被控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685万余元。这是又一起家族式腐败的典型案例。
在此前播出的中纪委电视专题片《巡视利剑》中，王三运出镜说：“我儿子和我两个外甥，他们到甘肃来搞什么业务，搞什么承揽工程。我那两个外甥，对我们家的帮助都非常大，经常给我们出钱装修房子，还给我们在贵阳买房子，这样实际上把这个关系就搞成一个相互利用关系了。”
据《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披露，王三运儿子王畅是其家族式腐败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主要涉及兰州新区一些项目。兰州新区规划占地160平方公里，众多项目动辄几亿元、几十亿元甚至数百亿元，一些老板和企业就奔着王三运、王畅的关系而来。王畅还趁兰州市某企业A股上市之机，以1元1股的价格私下买入3500万股，该股连续封涨停板涨到每股28.57元，期间王畅全部卖出，获得暴利。
家族式腐败往往是一人掌权，家族内众多成员参与权钱交易，这在近几年查处的大案要案里并非少数，而是占相当大比例。比如周永康案、令计划案、苏荣案、王敏案等，都是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可以说，家族式腐败是高官腐败的一个显著特征，实际上带有必然性。
从目前披露的腐败案件看，搞家族式腐败的官员似乎只是腐败官员里的一部分，相当多的案件限于查处腐败官员本人。实际上这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逻辑。腐败官员搞腐败，如果其家庭成员没有直接参与，也参与了窝赃与利益分享。受贿的别墅他们住了，别人送的购物卡他们用了，收受的虫草燕窝他们吃了。广东省茂名市政协原主席冯立梅将受贿的钱交妻子梁某管理，而梁某又将这些钱存放在其弟弟与弟媳的账户上。现在是有关部门没有认真，如果认真起来，这些人都要以窝赃罪、包庇罪论。
从腐败的内在逻辑来说，官员腐败之后必须借助家族成员之手收受钱物，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也避免腐败官员与行贿者之间的尴尬。而资本在围猎官员、阿谀奉承者在拍官员马屁时往往无孔不入，必然在官员家族成员、官员情妇身上打主意，找这些外围人员下手，社会上一些下级、老板跑到乡下给官员父母做寿、送礼、行贿的事情并不鲜见。无锡不是有官员给周永康家修路了吗？不是有人带着周永康弟弟上北京找周永康吗？腐败官员的家族成员参与腐败几乎不可避免。
权力的本质是影响他人思想与行为的能力，它体现为一种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与配置能力，当权力大到一定程度，其对市场、规范与秩序的可能扭曲是相当惊人的。在谈到一些亲朋故旧在甘肃的不法事情时，王三运说：“他们到甘肃来投资以后，也故意在炫耀跟我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这些人来自何方，跟我熟不熟悉，一看就知道。他们即便不找我，他们在那儿去找别的人，实际上也是利用我的影响，这样变花样想办法塞私货把这些问题解决。”单单跟领导熟，根本不需要领导打招呼，很多事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
官员往往是一个家族的掌门人，对其他家族成员具有决定性影响。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名言同样适用于官员“齐家”领域。如果官员腐败了，他能够、愿意在自己与家人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让腐败仅限于自己，以保护家族其他成员吗？把腐败理解成官员本人独狼式作恶，这本身只是一种乡愿，本质是一些人还不敢面对腐败的丑恶现实。
在腐败必然是家族式腐败的意义上，家族式腐败实际上是一种“制度陷阱”。由于对权力缺乏监督约束，权力能够为所欲为，并背离了人民的托付，异化成为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当官员手中的权力不受监督约束，官员家族成员实际上变成了官员手中官员的共同掌权者，并共同参与权钱交易，将公权力变现为最大化家族私利。
虽然家族式腐败也可以从内因上作出分析，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着眼于对权力本身的治理，用制度的笼子管住权力。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只能做好事，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人。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自我道德期许，都只能归为价值理性，要实现这种价值理性，必须借重工具理性，通俗地是讲就是要扎好制度的笼子，给权钱交易建立防火墙。家族式腐败与其说是暴露了腐败官员的贪婪，还不如说是暴露了制度的漏洞，其后果是触目惊心的。（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