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器官移植开创者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夏穗生16日下午2时在武汉辞世。家属遵从老人遗愿捐献其角膜，并向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捐献100万元人民币用于医学研究。
与此同时，居住于浙江温州鹿城区的91岁离休干部杨存泓也把遗体捐献给温州医科大学用于科学研究。杨存泓生前在重症病房治疗时，还给医生塞过小纸条，提醒自己是遗体捐献者，不要忘记了。
这些主动捐赠器官者无疑会带动和促进中国的器官捐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科技的发展，公众自愿在去世后捐赠遗体和器官的人数和比例逐年提升。现在，中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已从2010年的0.03达到目前的4.53，年捐献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截至2019年3月28日，中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116万余人，成功实现捐献2.2万余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6.5万余名。但是，与器官移植的需求量相比，中国的供体器官的供还是远远少于求，器官供需比例仅为1比30，相比而言，美国这一比例为1比4，英国为1比3。
显然，以各种方式让人们了解器官捐赠的意义和重要性，是获得较多供体器官，从而能促进器官移植发展、挽救更多生命的首要方法。例如，英国现在已经启动一项告知同意到默认同意的行动，有望从2020年开始实施新的器官捐献制度，在领取驾照和治病等之时，把现行的死亡之后捐赠器官需要生前告知同意制度改为默认同意制。也就是说，无论生前是否被告知，自然、伤病和发生意外死亡后，都视为默认同意捐赠器官。
中国当然也需要学习这些好的经验，但是，无论如何，现阶段的供体器官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供不应求。也因此，供体器官的解决之道也应当采取多样性原则，从各种渠道开源，以获得更多的可供移植的器官，这种开源的工作也当然落在了科研的身上。现在，研发可供移植的有别于传统捐赠的人体器官的器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干细胞培养器官，二是利用动物培养人源性器官或直接采用动物的器官。
近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塔尔·德维尔(Tal Dvir)团队用人类的脂肪组织，通过一系列操作，成功利用3D打印，创造出一颗“人造心脏”。实际上，该研究团队是从患者的脂肪组织中提取和分离细胞与非细胞成分，然后把细胞培养成诱导的多能干细胞，胶原蛋白和糖蛋白等非细胞成分则用来合成“个体化凝胶”，充当3D打印的“墨水”。这样打印出来的心脏只是一个缩微版的心脏，与兔子心脏大小差不多，具有细胞、血管、心室和心房。
虽然这一项究结果目前还不能直接用于临床，但是其思路和实用性已经显示。首先是，利用患者自身的组织细胞生成器官如果用于移植，不会造成免疫排异反应。其次，以这种方式制造人体器官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实用性。因为，用患者自身材料的凝胶能为干细胞提供良好的发育环境。在这些凝胶里，干细胞能高效分化成心脏细胞和内皮细胞。当然，根据德维尔的预测，这样的器官如果要用于器官移植，可能还有10年的时间。
当然，研发可供移植的人类器官还有多条线路，例如让动物来生成人的器官。将患者的干细胞注入猪的胚胎，让其伴随猪胚胎发育。当小猪发育成熟并产下后，就可以在小猪身上的特定部位发育成特定器官，如胰脏和肝脏。这时，再把小猪身上的人类器官摘取下来，或者让小猪长大一些后再摘取器官，供人类移植使用。这种情况可称为人-猪嵌合体。当然，这是一条思路，如果能让猪不排斥人的器官并在其体内生长，就有可能为人类生产和提供器官。
器官移植除了要让更多的人愿意在去世后捐赠器官外，利用科技的力量创造可供移植的人源性器官或许是解决供体器官供不应求的多样性出路。(张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