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月谈》杂志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当前，一些在职干部在公开场合不愿说真话、不想说实话、不敢说心里话，谨守“为官不言”原则，由此产生的干部“群体失语”现象在基层抬头。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闻，说穿了一直存在，只是没人把它当回事。
很多人会认为，不愿说真话、不想说实话、不敢说心里话是一种“世故”，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古今中外似乎莫不如此。比如中外都有“沉默是金”“言多必失”之类成语或格言，今天很多人则信奉一种哲学，说是“假话坚决不说，真话未必全说”。这样一看，不说实话倒成了处世智慧，未必就那么负面。
但问题在于，现在基层干部“群体失语”并非止于不说真话、不说实话、不说心里话，而是习惯了大讲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格式化的“套话”、场面上的“应酬话”，说穿了是假大空话语开始盛行。干部在公开场合说话明显格式化、套路化、应酬化，成了一套“话术”，让听者一头雾水，但又滴水不漏。
问题的症结也不仅仅在于习惯了讲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格式化的“套话”、场面上的“应酬话”，而是假大空的话语已经演绎成相应的行动。
复旦大学有位教授近日发文，谈到某地创建文明城市的故事：为了应对上级验收，市里把相关要求层层下达到各个基层社区，各社区则事先物色好几户可靠人家，将验收团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及其答案印发到家，让各户用几天时间认真做好“功课”。验收团趁居民晚上回家上门，而社区让一般家庭早熄灯，表示人不在或已睡觉；只有做好“功课”的人家开灯，验收团趋光而前，验收结果不是满分也是高分。
对于这种基层应付上级检查的做法，有人称之为形式主义，但严肃分析起来，其实是一种欺骗，而且是上下合谋、干群参与，不仅使一项重要的工作部署被架空，更为关键是它败坏了我们的政治生活，使一切严肃的东西变成了一场戏，而且是骗人的把戏。
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看，不说真话实话绝不简单只是一种“世故”。1980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如实向党反映和报告情况。不说真话实话，实际上违反了党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纪律。
干部不说真话实话，看起来是一种“世故”，目的是进行自我伪装、自我保护，当然也可能带有欺骗组织的性质，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我们个别地方的政治生活不健康、不正常。中国共产党要求“恢复和发扬党一贯倡导的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而在某些地方的党内政治生活中，人们还不能畅所欲言、不习惯讲真话、言行一致。
人们不能畅所欲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的地方领导曲解中央“两个维护”的要求，层层树“核心”，将领导个人等同于党，将个人意志等同于党的意志，不仅不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视不同意见、真话实话为洪水猛兽，习惯搞一言堂、家长制。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干部趋利避害，自然就不说真话，甚至习惯假大空。
假大空话语看起来只是一种“世故”，其实它反映现实而且塑造现实，“话术”之下不仅是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积弊，而且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架空，甚至是欺上瞒下。假大空话语盛行，其实是政治生活基本准则的败坏，最终必然使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蜕变，包括有些领导干部大搞一言堂、家长作风，党内纠错机制失效，基层干部视形式主义为一切工作的不二法门，严肃的工作蜕变成某种表演的艺术。
提倡干部讲真话，关键在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发扬党内民主，首先就是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坚定“两个维护”的前提下，重申“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保护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按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假大空话语的政治危害性。以为假大空话语无伤大雅，甚至以为假大空背后就是服从，这是一个大误区。(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