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报道，牛某进入某市某私募基金公司工作四个月后，因工作表现出色，被推选担任董事一职，但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公司却发现牛某之前未清偿个人所负大额债务，已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继而无法办理变更手续。
2018年6月1日，基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免除了牛某总经理职务和董事身份，并向其送达了解雇通知书。牛某对此不服，遂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依法作出裁决：对牛某要求基金公司恢复其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仲裁期间工资的请求，均不予支持。
一方面，入职私募基金公司，拿着远高于普通人的薪酬，又因“工作表现出色”，入职仅四个月，就“被推选担任董事一职”；另一方面，却因未清偿个人所负大额债务，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成为一名不受欢迎的“老赖”，甚至被公司辞退，职业前景堪忧。
短短四个月，从“春风得意”到“拒之门外”，甚至最终对簿公堂，如此戏剧化的情节背后，其实仍是如何限制“老赖”，让“老赖”付出代价，重建社会公信力的社会议题。
无独有偶，因为身为“老赖”，而被用人单位拒绝录用的事件之前也有发生。据媒体报道，今年7月份，成都市民高女士去某银行应聘，同样因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而被“告知无法录用”。
毋庸置疑，限制“老赖”与保障“老赖”作为一名劳动者的就业权之间的矛盾，往往成为舆论纠结的所在。但是，此次事件中，用人单位拒录牛先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仲裁委做出的对牛先生请求不予支持的决定，对于约束“老赖”，重建社会公信力自有其正向意义。
首先，虽然法律对“录用条件”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用人单位滥用“录用条件”与试用期员工解除劳动合同，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但是这显然不适用于牛先生的情况。
事实上，因为“老赖”的身份，其是否还具有基金从业人员资格都颇有争议，更无须说是成为公司高管。《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明确规定，高管及从业人员个人所负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牛某明知道自己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却不主动告知用人单位，在办理董事变更手续时才被曝光，显然是心存侥幸，对用人单位抱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心态。
其次，作为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还是私募基金公司，其业务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更是信用的竞争，对从业者个人道德品质及诚信意识原本就该设置比较高的门槛。如果连其中的从业人员，甚至是高管都是一名“老赖”，势必影响投资人、消费者的信心，对公司的形象无疑也会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
明明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老赖”的存在，既损害了相关人员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了社会公义，是对法律权威的挑战和蔑视。“老赖”的劳动权和就业权自然也该得到保障，但是，在合法的语境下，从各个方面限制“老赖”，让其产生在信用社会寸步难行的感觉，重塑法律的权威，也是一种正本清源。(梅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