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佳县的雷先生，因在同一条路段一个月16次违停，被当地交警大队累计扣分48分，罚款3200元。雷先生认为交警并未在其车身粘贴过处罚通知，或以短信、电话的形式告知，使其一直处于不知情状态，导致未能及时纠正，遂将区、市两级交警部门告上法院。12月9日，法院判决交警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12月10日《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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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机动车司机违停都不是有意的，对当事人的首次违停行为，交警只要及时告知并处罚，违停行为便会得到纠正，不仅如此，当事人还会提醒亲友不要在那个路段停车。这无疑是“首罚”应该追求的结果。16次违停后才“打包”通知当事人去接受处理，反倒让人疑心执法者是有意为之。这无论从情理上，还是法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交通警察对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停放机动车行为，应当在机动车侧门玻璃或者摩托车座位上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并采取拍照或者录像方式固定相关证据。”本案中，涉事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并未尽到告知义务，所以其作出的处罚决定程序是违法的，当然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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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停车乱象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共同难点。治理违停的目的，在于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减少交通拥堵，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没有人反对处罚乱停车，它体现的是实体正义；而告知当事人，体现的是程序正义。二者是依法行政行为的两个方面，只讲实体不讲程序，同样会面对合法性质疑。
有人说，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在一个法治社会里，“16次违停”一次性通知当事人接受处罚，这样的事，也很难蒙混过关。如此糊涂执法，招致行政诉讼或在所难免。
更要看到，在“罚款经济”、“以罚代管”等问题依然存在的当下，这种不告知的“秋后算账”，也很容易让人怀疑执法者的动机：这到底是治理违停，还是“欲擒故纵”式的“创收”？如果不告知是出于这一目的，那么这样的处罚，在实际效果上，就会沦为一种对于民众的“伤害”，让当事人蒙受本可以避免的损失。
在现实中，存在着同样一种现象：重实体轻程序。事实证明，在近年来的行政诉讼败诉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由于行政程序不合法导致的。这对于政府公信力和法律法规权威性的杀伤力也是巨大的。
这个判例，放在停车乱象治理屡屡跑偏的背景下，有着很强的示范意义。它是一堂生动的法制课，必将倒逼执法的“程序正义”，提醒政府部门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慎之又慎，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被告并陷入败诉的尴尬境地。(常金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