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逝世了。老先生在文学界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在此无需赘述。有人说，他的离去带走了我们的一段人生岁月，我想，这也算不得夸张之语。一夜之间，朋友圈几乎被悼念文章淹没。
细细观察一番，不难发现，在各色文章标题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大概是“大侠”。
当大侠，最要紧的自然是一个“义”字。如何理解这个“义”？且看《天龙八部》中的一段描写：
段正淳低声向范骅、华赫艮、巴天石诸人道：“这位萧大侠于我有救命之恩，待会危急之际，咱们冲入人群，助他脱险。”范骅道：“是！”向拔刀相向的数千豪杰瞧了几眼，说道：“对方人多，不知主公有何妙策？”段正淳摇摇头，说道：“大丈夫恩怨分明，尽力而为，以死相报。”大理众士齐声道：“原当如此！”
生死之交、侠义之气，大抵如此。这大概就是人们无比向往金庸所创造的武侠世界的最大原因。但我们恐怕应该认识到，文学作品，包括武侠小说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机械反映。而金庸倾注在作品中的丰富想象力，毋宁说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补偿。读者越是认同金庸作品中的“义”，越是说明，它在实际生活中有多么稀缺。
有多稀缺？金庸笔下的“义”，绝不仅仅属于男性。我们再看小龙女与杨过时隔16年后的重逢：
忽觉得一只柔软的手轻轻抚着他的头发，柔声问道：“过儿，甚么事不痛快了？”这声调语气，抚他头发的模样，便和从前小龙女安慰他一般。杨过霍地回过身来，只见身前盈盈站着一个白衫女子，雪肤依然，花貌如昨，正是十六年来他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小龙女。……
过了良久，杨过才道：“龙儿，你容貌一点也没有变，我却老了。”小龙女端目凝视，说道：“不是老了，而是我的过儿长大了。”
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六年？一对情深意重的爱侣，将本应充满戏剧性的重逢场面转化为淡淡的两句对话，当真是“问世间情为何物”。在金庸的作品中，痴情男女又何止这二人？可在现实生活中的金庸说得直白：“一生只爱一个，我做不到。”他的一生，也是最好的注解。当然，作此对比，并不是为了贬低金庸先生的爱情观，而是为了指出，文学作品到底只是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案，如此而已。
所以，在倾慕于金庸笔下大侠的同时，也该保持一份清醒。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唯有“出仕”方为人间正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人人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所谓笑傲江湖、潇洒来去的“大侠”，终究上不了台面。如今，赞同金庸笔下之“义”者，不计其数。可另一边，身处俗世的他们，脑袋里塞满的却只有升职、加薪罢了。或许，这正是金庸作品的高明之处。说到底，热爱大侠，迷恋江湖，不过是因为那里有着实际生活中所缺少的理想主义光辉罢了。
但是，退一万步说，大侠遍地，当真就是好事？恐怕也不见得。小说中的大侠生活在困境之中，没有困境，就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更不会得到读者的青睐。那么金庸大侠们所要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血缘和身世。郭靖、杨康、杨过、张无忌，不是父死，就是父母双亡，凝结在身世上的冤仇或误会构成他们闯入江湖的决定性因素。
内地版《天龙八部》剧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更典型的例子，大概是《天龙八部》中的三位主角。段誉的生父和养父是仇人。虚竹的生父是得道高僧，生母是恶人叶二娘。他的身世之谜一解开，就重新成了孤儿。乔峰的遭遇更惨，夹在契丹人和大宋汉人之间，里外不是人。这一现象恐怕不是偶然的。父不父、子不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稳固结构就被破坏了，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崩溃了。本质性的血缘关系是邪恶的，纵然武功高强如乔峰，又如何能与命运相对抗呢？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大侠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纠正血缘和身世带来的错误，重新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以血缘论人，注定只能存在于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成为评价现代人的标准。在西方文学世界中，也有“侠”的存在，比方说，西部小说中的牛仔。但西部小说和武侠小说的不同在于，前者描写的是为维护法制而展开的善与恶的较量，后者描写的是为维护“义”而进行的复仇与反复仇。而所谓“义”，仍然是建立在血统与身世(包括帮会)的基础之上的，与法制没有半点关系。可见，“大侠”的涌现，未必意味着社会的进步。
不久前，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上映。男主人公斌哥最爱把“义”字挂在嘴边，可转头就狠心抛弃了为他入狱五年的女主角赵巧巧。若干年后，落魄的斌哥在那些“讲义气”的兄弟们面前，再也没能抬起头来。或许，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和贾樟柯的电影连起来欣赏，才能读懂复杂的中国“大侠”。
金庸逝世了，但他的作品仍将流传。没有人会否认，金庸先生是一位讲故事、造人物的绝顶高手。年少时捧读金庸小说的幸福感，绝不会随着时光而流逝。无论何时，拿起一部金庸的武侠小说，仍能让我们读得津津有味。可是，目睹这么多人把“大侠”“义气”奉为最高级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是让我感到了一丝忧虑。(李勤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