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坊间时不时地就会有因帮扶摔倒老人被讹之事的报道，事件也会因之而被冠以某地“彭宇案”的名头，进而引起社会上关于“扶不扶”的一轮又一轮的讨论。这样的事居然成了热议之事，这倒不是因为现代社会世风日下，人们失去了守望相助的心力和能力，而是有被扶之人讹人的恶例，并因此造成了帮扶之人“扶不起”的后果，必然会使人们遭遇相同情境时变得谨慎，担心被讹，也就终至于都“不敢扶”了。
这几年因扶人而被讹的事件着实不少。前些年在四川某地，三名9岁的小学生去扶一位摔倒在路上的蒋姓婆婆，却被老人抓住不放，声称自己是被孩子们撞倒的。随后，蒋姓婆婆及其子龚某某对孩子们不依不饶，在纠缠了5个多月后，不堪其扰的家长们只好以蒋姓婆婆涉嫌敲诈勒索为名，向当地派出所报警以证清白。公安机关经过缜密的调查，认定老人系自行跌伤，其向孩子们索要医药费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遂决定对蒋姓婆婆给予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因其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同时对龚某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决定。孩子们的家长事后表示如释重负，认为在还孩子们清白的同时，“坏人也得到了相应的处罚”。
而在江西上饶，也有三名中学生在放学路上结伴而行，当他们看到一位老太太摔倒在地时，毫不犹豫地上前将其扶起，老太太则非但不表示感谢，反而诬陷是三个孩子撞了她，并向他们索要“吃药钱”，最后居然狮子大张口，竟要10万去住院！幸得两名路过的大学生帮忙查看监控，还原了事件真相，才得证孩子们的清白。网友们对此很是愤恨，直呼应对讹人者“入刑”，以惩其恶。
而发生在河南洛阳的另一起事件，则是一位老人在一商店门前买菜，不知何故突然跌倒在地。商店店员小刘急忙上前将其扶起，却被老人质问“为什么要害她”，并坐在店门前“讨说法”，警察调出监控后还了小刘清白。在上述案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被讹者在历经艰难证明自己清白后，都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讹人者没有进一步地追诉。
有了这些活生生的例证，人们在遇到摔倒之人时，对于“扶不扶”自然就得权衡一下，在扶之时要录下视频，留个证据，或者请其他目击者帮忙，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言，以便将来真的被讹时好举证“自救”。人们在分析“扶不扶”之“成”问题的成因时，有从道德层面切入的，认为这些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关怀，确乎是有些人心不古了；也有从医疗保障方面着眼的，认为摔伤后的救治与康复所用不菲，故摔倒老人及其子女也就能讹一笔是一笔，将自己的损失转嫁给他人，也是符合人性的；还有人认为那些讹人者有品德问题，本来就坏，只不过是“坏人变老了”后的自然表现，不足为奇；当然也有人将其归结为南京“彭宇案”所开的恶例，认为是法院判决扼杀了助人之风。
找到产生问题的根由，并不意味着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单纯地埋怨讹人者的德行，希望他们能够良心发现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笔者认为，与其如此，倒不如从被讹者方面入手更易见成效。像前述在救人前保留证据的做法就很值得提倡，而一旦出现被讹情况时，被讹者就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去起诉诬告者，不仅不能让其从讹人的行为中获利，还要让其因讹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被讹者只有将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项“义务”，才有可能根治讹人这一社会毒瘤，因为社会上恶行成风，实源于好人的沉默。
就在前不久，浙江的滕先生就因在路上扶起骑车摔倒的曹先生，被对方报警而诬其为肇事者，在交警证实此事与滕先生无关后，被讹的滕先生决定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在当地报纸的非广告版面上刊登致歉声明，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金华婺城区法院受理了该案。在法院工作人员见证下，曹先生的儿子小曹最终向滕先生道歉，双方签字确认和解，决定不再继续进行诉讼程序，1元的损害赔偿不用再交，而原本要求登报道歉所需的五六千元费用，则将捐给金华市的红十字会。虽然很遗憾本案没有走完完整的法律程序，不过本案中滕先生起诉的意义，正在于让讹人者既受到金钱上的损失，又意识到对扶助者的歉意且能真心悔过。
惩恶扬善是法律的功能之一，在许多讹人事例中，正因为讹人者的恶行没有受到惩罚，才使同样的剧情屡屡上演。讹人者的目的既然是诈取钱财，那就通过法律的惩罚，让其在钱财上遭受损失，只有惩罚到让其“肉疼”，才能有效遏制讹人之事的发生。古罗马西塞罗在《论义务》中说，“对曾经对你行不公正的人也存在一些义务，应该履行。要知道，报复和惩罚有一定的限度——有时行不公正之人也许只要能后悔自己的行为也就够了——使为恶者自己以后不再为恶，也使其他人较少为恶。”当被讹者担负起追惩讹人者的义务时，那些“变老了的坏人”自然也就无从发“坏”了。(马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