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督导执行工作。周强现场连线辽宁、山东、湖北、湖南、陕西等地法院，听取“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再部署。
今年是战胜“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收官之年。执行攻坚战已经到了攻城拔寨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各地法院仍处于如火如荼、紧张忙碌地执行攻坚行动中。
不得不说，今年以来，全国法院系统在执行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执行法官加班加点，放弃周末、节假日休息，全力以赴，投入到执行工作中。
河北同样如此，将执行工作列为今年法院系统的中心工作，“一把手”工程，由院长亲自调度、督导，过问执行案件，调动全院一切力量解决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这在以往，并不多见。
冲锋号吹响后，各地法院迅速行动，掀起了强大的执行风暴。各地不断创新手段，用好、用足政策，涌现出了大批好的经验、做法。例如，针对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高消费这一政策，衡水桃城区法院联合当地移动、电信、联通三大通信运营商，为“老赖”订制“失信彩铃”；向辖区衡水一中等名校发出司法建议，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这些举措给“老赖”以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挤压了其生存空间，迫使其早日履行义务。
鉴于今年的执行力度空前，工作成绩同样显著，解决了诸多以往难以突破、解决的遗留问题，执行工作上了一个大的台阶。法院执行系统功能也日渐强大、完善。目前，绝大多数法院已实现了与银行、公安、交通运输、民政等多部门联网，可以随时查询涉及失信被执行人的存款、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基本实现让“老赖”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同时，也要看到，各地执行工作不均衡，执行工作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比如，执行难主要在于找人难，被执行人为了逃避执行，故意和法官“躲猫猫”，而现实情况是，执行法官人数有限，而手头有积压着大量案件，案件齐头并进，找不到人的案件，很多时候只能先挂起来，等有了线索再进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部分法院开始协调辖区公安部门，请求利用公安系统查控系统控制被执行人。这一做法对法院查找被执行人有效，但推动难度较大。
再比如，在打击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拒不执行力度上，还有待加强。尽管《刑法》对拒不执行罪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对拒不执行罪慎用，不少地方一年当中几乎没有对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立案、起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少数被执行人的嚣张气焰。
可以说，执行攻坚战为执行工作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从长远来看，还需要构建机制来从根本上扭转执行难的被动局面。
对此，法律届人士也提出，目前，法院对‘老赖’的曝光与惩戒仍属于事后惩罚，想要真正破解执行难，还需从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入手，营造全民守信的诚信氛围。将伦理道德的柔性规范和制度法律的刚性约束结合起来，让消极性的禁止变成主动性的惩戒，提高违法失信的社会成本，构建起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体制机制，从根源上杜绝“老赖”现象的发生。(蔡洪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