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8月20日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8.02亿。《报告》显示，农村人口是非网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截至2018年6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5.88亿，其中城镇地区非网民占比为37.8%，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62.2%，上网技能缺失以及文化水平限制是制约非网民使用互联网的主要原因。
5.88亿非网民，接近6亿的体量，颇让人意外。从当前的互联网热点看，似乎中国互联网已经具备了相当广泛的涵盖面，小镇青年热衷的快手短视频，三四线城市支撑起的拼多多，以及一线城市中产群体爱谈论的“焦虑”……我们以为互联网生态已经够多元了，然而不是，依然有将近“另一半的中国”不在网上。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以席卷之势迅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载体，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思维模式、主宰社会话题，它在大幅度开阔人们眼界的同时，也可能窄化视域。有大量不上网的人群，它们无从发声，在互联网上隐形。而当话语交流、利益表达极为仰仗网络的当下，非网民群体的失语，可能遭遇某种形式上的不平等。
诸如互联网上常见的一些标签“广场舞大妈”“熊孩子”等，指向的恰恰是互联网能力相对缺乏的群体，从而造成了群体性的道德矮化；如前段时间“北京南站变北京‘难’站”的舆论热点，一线城市居民可以凭借强大的网络话语权重，产生高分贝的治理呼吁，但生活在广袤偏远地区的人们对基础设施、公共治理的诉求，未必更弱，只是无从呈现。互联网话语上的差距，必然会引导社会文化的形态与社会资源的流向。
同时，网络景观也会有选择性的取悦上网群体。网络一扫视，似乎都是莺歌燕舞、炒房买车、职场哲学……而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呢，就成了舆论认知谱系的盲点。前不久，在菜市场帮父母杀鱼的“杀鱼弟”喝下百草枯成为舆论热点，人们才似乎恍然惊悟城市外来打工群体所遭遇的资源稀缺与文化贫瘠。从新闻源所引的报告可以看出，非网民群体的文化水平、收入水平都难言乐观，这一部分群体事实上被甩脱了现代科技红利的辐射之外，非但享受不到互联网衍生出的资讯、教育、娱乐等，甚至会被排除在众多围绕网络而建构的社会资源布局中。他们，恰恰是亟待用科技进步填平鸿沟的群体，反而可能由于互联网加剧先天因素造成更大的阶层差距。
这则报告是个提示，网络生态不等同于社会全貌，中国依然有大量人群逸出于网络话语之外，他们也需要被关注。网络舆论理当翻开互联网热闹的表层，看看其下的深层次土壤究竟是什么状态，社会资源、公共治理，也当循此脉络浇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