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进入21世纪以后，哲学家才不可避免地面对科学技术的挑战。此前，马克思与恩格斯那一代哲学家还大多惊叹于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将技术看作是人延长了的手臂。直到20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催生出了技术的军事化用途，让诸如海德格尔这一代先贤大哲发现了技术与人之存在之间的内在悖论。直到20世纪中晚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目前仍然在世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进行论证，他试图说明的是技术成为了与资本发展共进退的共谋者。时至今日，技术早已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人类自己为自己制造出的一个强大对手。
技术对于人类的这一严峻挑战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曾经为自己设计的一个悖论性的难题：上帝能否创造出一个自己都举不起来的石头？不管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最终都会将上帝推入到与其“全知全能”之属性相悖谬的境地。当时的经院哲学家们对这一悖论争论不休，而这一争论最终推动的只是一种空泛的思辨哲学的逻辑推演，但今天这一逻辑推演的悖论性却极为真实地困扰着人类生存本身。自从Alpha Go与Alpha Zero相继诞生，人们开始对于技术的自我增长产生了普遍的恐惧。人工智能——人的这个创造物战胜人的神话正在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变为现实。
人类生存的每一次危机都需要哲学家的关注。哲学，虽然是一种爱智慧的学问，但却根本上以关注人的生存为己任。技术，原本作为一种人类知识力量的外化形式，曾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手段。因此，当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句尽人皆知的“我思故我在”，其所设立的不仅是哲学的第一原理，也为知识，以及科学和技术设定了第一原理。从此科学研究就可以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任意驰骋，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笛卡尔的哲学原则告诉我们，人(我思的主体)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理论根据。人作为世界主体，人也就成为了世界的上帝。
现代社会就是人这个上帝创造出的一个人化世界，如今这个上帝正在制造一个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于是终于开始恐慌，仿佛这一境遇是人类从未遭遇过的挑战。其实，今天人工智能对人类存在造成的危机与二战期间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恐慌并无二致。它所表达的都是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在哲学上，我们可以用知识论与存在论的对抗性关系来概括这一危机。技术本质上是哲学知识论的必然后果，其基本的诉求是试图将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进行形式化的抽象，也就是说，将一切都还原为抽象的数字，从而适用于可计算性。而存在论，则意味着对于人自身的关照，其中人的情绪、情感成为了关照的重心。大体说来，那些对于人工智能充满信心者，以及那些对于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威胁忧心忡忡者都不过是知识论的拥趸；而大部分的哲学家们都可能会立足于存在论，而对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不以为然。原因不难理解：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替代人的玄想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你将如何看待人的属性，如果你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个可以被还原为一组组数字，如同一部巨大机器上的零部件，他每一时刻的行为都是被规定好的，他未来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可以被计算出来，那么你当然会觉得人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但如果你认为人生就是偶然性事件串联在一起的一场戏剧，其间上演着的每一分钟都包含非确定性，它的精彩是不可预期的，那么你根本不会相信任何一部机器可以完全替代你的存在。
人工智能在今天社会所带来的恐慌，一方面源自于资本的诉求，其有意制造话题，以便敞开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论的抽象原则所操控。比如人有了身价，成为了可买卖的商品，人的工作时间十分固定，以至于一天的生活与一个月每一天的生活毫无二致。这在哲学家看来是一种典型的非人的存在样态。人工智能所代替的，也只能是非人之人，而非人本身。
正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个契机，它让人可以突然越来越自省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人类活动当中究竟有多少是不可计算的部分，以便将我与机器区分开来。是的，正是人工智能，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人本身”。(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