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红安一名90岁的老人，退休后在武汉与55岁的小女儿一起生活。今年4月25日，因中间沟通存在误会，女儿载着老父从武汉赶到红安县机关事业单位保险福利管理局，找朋友抬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参加社保年审。(5月7日《楚天都市报》)
“为证明父亲还活着，女儿找人抬90岁父亲爬三楼审社保”这样一条新闻，在“互联网＋”时代，违和感是不用说的了。
给年岁大的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需要证明其活着，这样的证明是有必要的，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奇葩证明”。但如果说，只有亲眼见本人才能证明其活着，想必很多人都不会认同。现代信息技术时代，证明一个人活着，有的是办法。从前，视频不甚发达时，有些管理部门验证某人是否健在、是否在某地的办法是，要求当事人手持一张当地当日的报纸照相，证明该人确实于某年某月某日居于某地。即便说，后来出现了PS技术，但双方通过视频确认某人是否健在，一般来说是无法造假的。或者说，通过视频确认当事人活着，基本没有问题。当然，红安县这边要求老人到场，还多了一项指纹录入和人脸识别，但这些任务也都是“互联网＋”能完成的。
管理部门的说法是，考虑到一些退休人员年龄较大，行动不便，甚至有的居住在外地，该局多次下发了通知，由各单位负责采集数据信息，并加盖单位公章。但因为退休人员所在单位“忙不过来”，又因为保险管理局的几台电脑“需要升级”，善政没能落实。
管理部门不是没有考虑到老人的不方便，但最终还是让老人亲自到场了，除了种种客观原因，笔者认为，在“证明活着”与采集信息方面，对管理部门的某些应尽义务缺少明晰而又硬性的制度规定，恐怕是更大的原因。地方间、部门间政务网络没能实现充分合理利用，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一种异地间相关部门的某些常态化或临时性协作——只需要简单的沟通联络，就可以轻松实现“电子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怎么说，也不至于让一位90岁的老人长途奔波、被人抬着上楼。如果国家相关部委能在这方面出台一些政策，将管理部门应该承担的义务、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要求制度化，明确规定，行动不便的老人没有义务自证“活着”，也没有义务亲自到场采集个人信息，那么，因管理部门“忙不过来”“系统需要升级”而导致的“抬90岁父亲爬三楼审社保”的窘况应该不会出现。
实际上，管理部门承担更多的“证明”义务，并不会增加很多的行政成本，关键要看管理部门对“互联网＋”的利用是否到位。而硬性规定管理部门的义务，也是倒逼管理部门必须研究、落实、习惯“互联网＋政务”的信息运作路径。(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