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社会扶贫”App是一个连接贫困人口和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的网络服务平台。在落实过程中，一些基层党委、政府下任务下指标，爱心人士的注册量成了基层企事业单位和乡镇党委政府考核的硬杠杠，淘宝上甚至出现了代注册爱心人士的“抢手生意”，7毛钱就能注册一个“爱心人士”。
从需求决定供应的角度看，这种“爱心人士7毛钱一个”的App注册游戏，不能只怪淘宝商家。真问题是，一些基层党委、政府，一些基层单位工作人员的形式主义，延伸到了扶贫领域。
有下压指标、只追求数字好看的考核，就有数字造假的应对，这种逻辑关系于行政管理领域并不陌生。一些基层党委和政府在下达“爱心人士”指标时，将“爱心人士”注册量视为硬指标，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追求胜过了扶贫，实质问题是利益考量胜过了责任。
批评政绩工程、造假时，往往出现官员“认识不到位”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保护性批评。拿爱心人士注册量这种硬指标的问题来说，谁都知道，注册量的多少不代表扶贫成果，实际上是“好看”的意义更大。这种压指标可能导致下面造假应对，上面也不可能想不到。如果该知道的都知道，该想到的也都能想得到，仍执意下任务压指标，就叫人怀疑：一些官员有没有扶贫的诚意？至少是“扶政绩”的追求大于扶贫吧。
“爱心人士7毛钱一个”，文字说法上挺抢眼，但于某些惯性思维来说，一点都不新鲜。花钱购买“爱心人士”不过是数字造假、政绩注水的又一个品种罢了。透过这一事例，追问、剖析到一些深层的东西，有助于我们看清“购买爱心人士”问题的本质以及危害性。
我认为，问题的本质，是一些官员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因而成为一种习惯性动作，成为一种“工作方式”。如此，叫人担心的就不只是扶贫工作，是不是很多工作甚至任何工作上，都有可能会拿假动作、注水的数字来应付上级考核？
数字上好大喜功，表面看，是一些官员的主观意识问题，实质问题是监督不足。上级考核下级，很大程度是一种封闭式的运作，而只有实现开放式监督——引入横向监督、社会公众评价，像“爱心人士7毛钱一个”这种形象工程与政绩造假，就很难蒙混过关。很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往往是体系内部无感觉，而总是在舆论层面被剥得精光，说明公众监督在某些问题上更有效。
对政绩造假的问题，不能止于批评一下、整改了事的保护性处理，而应对照相关制度严肃处理。不痛不痒的批评整改，解决不了问题。(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