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上百道“减负令”
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迅猛，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中小学生对学习知识的补充性需求。
“然而，校外培训现状却不容乐观，一些培训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社会反响强烈。”
教育部负责人的上述表态，被认为本轮治理行动的注脚——在新一年春季学期开学之际，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此轮治理行动的重点包括：停办或整顿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有照无证的教育培训机构；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
3月16日，在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在记者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从五个方面推进减负，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以及各类考试、考评、竞赛成绩和招生的联系。
记者注意到，自1955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针对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国家层面发布的“减负令”已经有9道，地方出台的“减负令”已达三位数。针对培训机构的治理，教育部最近的两次分别在2013年、2015年都出台过政策。
源源不断的“减负令”其实已经掩盖不了一个事实：走向减负反向的培训这么多年来一直屡禁难止。
出人意外的是，教育部出于减负的良好初衷而开展的治理行动，部分家长并未表现出支持的态度。甚至有家长提出，“不管谁办的比赛，只要能让孩子的履历好看些，能进好学校，花多少钱都值。没了‘杯赛’，履历不好看怎么办？”
对于家长的“一头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是当前“择校热”背景下的正常反应：“‘杯赛’整治了多年效果甚微的主要原因在于，义务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导致择校情况严重。择校需要择校的工具，就算竞赛取消，在私下也会以其他形式出现。”
储朝晖也持相同观点：“形式上变来变去，实际上还是和能否进入好学校是相关的，这实际上取决于：各地方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是不是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这个现象会减轻；如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还有差别，那么学生的压力依然还会很大。”
治标，也须治本
储朝晖认为，难以治理校外培训市场的主要原因是，需求一直存在。但校外培训是一个外因，如果教育系统内部管理尽可能合理、资源平均分配，学生没有补课需求了，培训的热度自然就会降下来。
在他看来，目前《通知》里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强调针对不合格的培训机构的治理，这样治理的结果可能是培训的需求还存在。如果真正要整治还需要内外结合，让家长学生没有培训的需求了，培训市场的热度自然就降低了。“现在的情况把小的培训机构都整顿掉之后，大的培训机构会做得更大，之后治理的困难也会加大。”储朝晖认为。
熊丙奇提出同样的看法，认为要实现教育减负，治理校外培训市场是“标”，真正的“本”是公立学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问题以及招生选拔方式的问题。
“校外培训班如此火爆，源于家长们对竞争优势的追求，有条件的家长自然就会选择培训机构来提升孩子的竞争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带动了整个的择校热。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优质的教育资源不仅稀缺，而且资源分配需要更加公平。”熊丙奇说。
此轮治理行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扬州中学教授级教师王雄认为，近些年，培训机构的发展非常迅速，市场也很大。甚至一些机构，已经成为了上市公司。但是对培训市场没有硬性规范，准入门槛也很低，有工商注册就可以进入，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是一个不规范的市场。这次政策的出台，是在约束和规范这个庞大的市场。
但他同时也坦言，这是有个非常专业且复杂的事情，最终效果如何还是需要考察。
在王雄看来，治理需要综合考虑的三个相关因素是：首先，大学的竞争很激烈，好学校的数量有限，而大家都想通过高考顺利进入好学校；其次，当前的教育现状是，公办学校是大班教学，不可能实现个性化的教学，而培训机构最大的一块内容是应试的个性化，是在填补公办学校的不足；最后，培训机构作为盈利机构，精心设计了学生的空余时间，并且在背后推动了应试的氛围。
因此，王雄建议，应对教育市场进行多方面、专业的规范，让多方专业人士参与其中，这些专业人士既可以包括老师、大学教授、校长这个层面对教育比较熟悉的研究者，也可以包括培训机构、家长等相关利益方，还可以包括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精通教育法、并有所建树的法律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