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尖不大扎人最疼，舌头无感伤人最深。”近年来，泛滥的网络暴力严重扰乱网络社会秩序，甚至涉嫌违法犯罪，频频引发公愤。全国两会上，这一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依法遏制“键盘伤人”形成广泛共识。
网暴之风盛行，与现如今网络空间运行规则不无关系。首先，尽管“实名制”呼吁已久，但尚未在网络平台完全落实，一些人利用“匿名自由”，不顾后果、随心所欲地发泄情绪、出口成脏，很容易对别人造成伤害。其次，网络空间呈现的往往是碎片化信息，且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很容易让人一叶障目。这些自认为站在“道德制高点”发言的人又具有群体性特征，导致受害者一人对抗一个不特定多数群体，难以有效追责。
在司法实践中，针对网络暴力类案件，我们多以《刑法》二百四十六条侮辱罪、诽谤罪，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加以定性。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了网络诽谤入罪标准。尽管如此，但“网络暴力”终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刑法》中也没有“网络暴力罪”。更重要的是，侮辱罪、诽谤罪在没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属于亲告罪，需要网络暴力被害人自行取证、自行起诉。由于网络空间的内容时刻发生变化，难以固定证据，受害者自行取证的难度可想而知，加上起诉、审判周期较长，有相当时间成本，造成了施暴者违法成本低，受害人维权成本高的局面。还要看到，与传统暴力性犯罪不同，网络暴力所带来的伤害往往是精神上的，没有明显特征，导致难以从法律上确定衡量其危害性的标准。种种掣肘因素，导致无法对网络暴力形成有效的法律震慑。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立法对于网络暴力内涵进行法律界定，网络电子证据规则的补充，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衔接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正在推进当中。特别是今年年初，最高检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以及“精神性人格权”为主题的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就包括“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这一自诉转公诉的典型案例。这为检察机关今后办理涉及网络暴力案件提供了指引和方向。
面对社会强烈呼声，各大线上平台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措施净化网络空间。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都加强了发布内容及网络产品的内容审核工作，对于恶意宣扬网络暴力的内容和账号采取禁言、禁播、注销的惩罚措施。这些举措虽然尚未达致完善，但至少与法治举措一起，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在这个网络时代，国家力求全方位保护公民权益，不但重视“有形”的公民生命健康权，也同样重视“无形”的公民精神性人格权。
网络作为现实空间的延伸，同样属于公共领域，同样在法律的调整范围内。作为网络空间主体的我们，也应当有所省思——在现实空间保持基本的素养，在网络空间也要坚持同样的标准，切莫被一时的情绪所裹挟，成为向他人施加网络暴力的机器。这是一个成熟理性的网民该有的素质，我们也都将成为文明清朗网络氛围的受益者。（程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