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马涤明（内蒙古）
10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大邓乡赤邓村因一则公告受到关注：10月1日起，该村不允许过满月、一周岁生日、六十岁生日、搬家宴请等，葬礼不准披麻戴孝、不准进行祭奠活动、不准送花圈纸扎等，一切从简，杜绝铺张浪费等不良行为。“凡有以上情况，全体村民不准前去参加，否则，道德银行的星级积分给予降级，贫困生、转学、上户等手续不予办理。”
大操大办，乱办酒席，这种问题，实际上让大家都陷入了作茧自缚的困境：大家都为“随份子”所累，但个人又都没有能力终结这种游戏。这时候，村委会站了出来，充当“份子游戏”的终结者，按理说，此举对身陷大操大办、常年无尽无休“随份子”的广大村民来说，是一种救赎。
通过村民大会机制协商“禁办无事酒”，本质上也是村民的一种自我救赎。从村民权力与权利角度说，也体现了程序的合法性。
然而，任何的集体协商与约定，都不能与国家法律相冲突。村委会为村民出具贫困生、转学、上户口方面的证明，乃是其法定义务，也是村民依法享有的公民权利，这些义务和权利，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绝不可以被当作“筹码”。
襄汾县官方表示，赤邓村这则公告，初衷是好的，但“不能以行政职能威胁村民，这是不合法的。”乡里也表示，“贫困生、转学、上户等手续不予办理”等规定实际上并未执行。目前，乡干部已赶赴赤邓村，对公告制定、发出经过进行调查。
但可以见到的是，近年来，类似“铁拳”治理乡村陋习的措施，因不合法而草草收场的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反映出的问题，一方面是一些地方的乡村陋习日益严重泛滥；另一方面，是治理之难。
但如何管，有必要作为社会治理方面的一个课题来研究，必须坚持的原则是，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出发点再好也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悖。
我认为，治理农村陋习的工作应该作为一项长期的工程，而不是短期的“运动”。一些形成多年甚至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习俗，指望通过一纸文件、一次村民投票、一张公告而毕其功于一役，恐怕是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实际上，一些生日宴、搬家宴和披麻戴孝送葬等活动，属于民间文化范畴的现象。而用行政手段解决文化层面的问题，往往事倍功半。“解铃还得系铃人”，解陋习文化之“铃”，不妨尝试文化建设的手段，比如通过倡议的方式、引导的手段，在农村大兴文明、节俭之风，让村民逐渐接受现代生活和社交理念。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成立了“婚丧事理事会”等组织，村民可自愿参加。而理事会成员从简办婚丧事、拒绝“无事酒”因“师出有名”而名正言顺，自然可以避免“风俗叛逆”的指责，少了“不合礼数”的尴尬。进而会有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解脱，而“无事酒”等各种陋习的市场也自然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