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一开学，“禁用微信布置作业”就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广泛讨论。事缘教育部答某政协委员的函件。教育部官网消息称：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停止小学老师用手机微信和QQ对学生及家长布置和提交作业的提案》，教育部答称：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对此，2月18日，上海市教委表示：正联合相关部门研制作业管理办法等以明确底线，预计将于本学期内正式发布。(2月18日澎湃新闻)
说是“禁用微信布置作业”；之前一些学校利用微信“布置”作业，倒主要不是针对学生，而是针对家长。因为，在多数中小学的管理实践中，学生本是禁带手机入校的。去年8月教育部等多部门也曾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统一保管……教学和布置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利用微信群、QQ群等把作业也“布置”给家长，无非意在促使他们加强对孩子做作业情况的监督、辅导。但是，孩子的作业情况——做没做，做得如何，本是可以通过第二天的教师检查、批阅得到反馈的。“增生”出家长督导这一环节，全无必要。而且，对教师“布置”作业，家长又不能置之不理；而教师“布置”作业的时间也未必就多固定、多规律，有时家长还得提前捧着手机“蹲守”。这对经历了一天工作忙累的他们来说，只是增添额外负担，往往把他们搞得疲于应付。
支持用微信群等“布置”作业的意见，无非是认为，家长的督导有利于孩子的学习。但哪怕不谈增加家长负担，单从教学角度来说，此举也是弊大于利。作业本就该由孩子独立完成，这才能促使孩子积极开动脑筋，并逐步培养起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而家长的过度督导，只会增加孩子的依赖性。而且，经家长督导完成的作业，也是“经加工”的，而非“原生态”的；提交之后，也不利于老师从中发现孩子在学习上存在的问题，并有的放矢加以解决。所谓“教学相长”，作业的布置和批改，本就该是教师、学生之间的事。
对孩子的教育，当然离不开学校、家庭和社会；但三者间应是各有分工、加以合作的关系；而不应该出现彼此越位的情状。教师日常通过微信群、QQ群把作业也“布置”给家长，就有手伸过长，导致“教师减负、家长增负”之嫌；各级教育部门出台禁令，加以规范，是及时纠偏之举。
微信群、QQ群等即时通讯工具的出现和风行，固然有助信息的高效传递；但与此同时，信息传递如此之易，却也滋生出了工具滥用、信息泛滥现象，甚至导致一些有价值信息被淹没在海量无效信息之中。信息过载，受众疲于应付，正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现实。教师滥用微信群、QQ群“布置”作业导致家长增负，只是其中一个侧影。
信息过载，不独出现在教育领域，更为普遍的是出现在工作领域。譬如，时有一些单位被曝动辄要求员工转发朋友圈等。又如，此前媒体报道：“基层干部称被微信工作群绑架：上班要带五六部手机”(去年5月13日《广州日报》)、“大学生村官被加120多个工作微信群”(去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基层干部感叹有30多个工作群”(去年10月14日《湖北日报》)，等等，不一而足。群信息都看不过来，又限于工作原因不得不看，又还有多少时间、精力忙实际工作？这只会导致一些公务人员工作的“脱实向虚”。为此2月14日武汉市政府出台“十不准”规定，其五就是“不准滥设、滥用微信、QQ工作群和政务APP”(2月17日《楚天都市报》)，同样是及时纠偏矫枉之举。
如何破解信息过载困局？关键是，相关部门、单位得有明确清晰的“体用”意识，认识到工作目的和各参与主体的分工职责，为“体”；而微信群、QQ群等不过为“用”，为实现目的手段而已。在对微信群、QQ群等即时通讯工具的利用上，得恪守必要性原则，做到善用而非滥用。对工作或学习有帮助则用，影响或妨碍工作或学习则弃用，或慎用。惟其如此，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才不致令一些人为即时通讯工具所绑架，给牵着鼻子走，异化为工具的奴隶，而失却了工作或生活的自在。(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