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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武安地区置县和归属问题考略

来源: 武安君  作者:石书军 王政冬 骈玲玲
2018-02-28 1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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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时期武安地区置县和归属问题考略

——兼论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的归属

石书军 王政冬 骈玲玲

  摘要:从《左传》对五氏城的记载来看,武安的部分区域在春秋时期归邯郸管辖。后来,武安地区陆续出现了武安县、武始县。战国时期,武安的部分地区可能在赵、韩两国之间反复易手,公元前259年之后,武安还一度被秦国攻占。这也使得作为货币的武安布呈现出赵系和韩系两种风格,平首斜肩尖足武安布、平首平肩方足武安布都属于战国时期赵国布币,而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则属于韩国货币。

  关键词:武安;邯郸;武始;阏与之战;武安布

  武安地区紧邻邯郸,在东周时期是一座重要城邑。出土文物中有很多兵器和货币都是由武安铸造或归属武安的,不过学界对一些刻有“武安”、“武始”铭文的文物在归属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本文根据现有史料对东周时期武安地区的行政沿革和归属进行了梳理,进而对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的归属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有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学者多予指正。

  一、武安地区的古城与县制的建立

  武安地区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十座[[1]],当时聚落和城邑的总数应该远多于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武安地区势必会出现较多的地方行政单位,在东周时期最常见的地方行政单位就是县。武安县的设置可能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但武安地区或其部分地区被纳入县级机构进行管辖则要早很多。

  1、邯郸置县与五氏城

  邯郸置县的时间可以追溯到邯郸作为晋国大夫赵穿的采邑之前。春秋时期,晋国会将新占领的边远城邑设置为县,如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晋文公占领温、原等地后,以“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2]]。晋国还会将这些边远地区的县赏赐给卿大夫,如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晋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3]];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晋景公“赏士伯以瓜衍之县”[[4]]。邵炳军先生将邯郸入晋时间定在鲁僖公九年(前651年):

  赤狄灭卫,取其都邑朝歌,卫遗民寄居于曹,齐桓公帅诸侯城楚丘以封卫,卫文公率其遗民自曹渡河迁楚丘,晋献公遂败赤狄而取卫都朝歌及河内、邯郸、百泉四邑。

  邵先生的理由有四条,一是赤狄属于游牧部落,入侵卫国主要是为劫掠财物,无意也无力长期占有卫国故地;二是卫复国后实力尚弱,无力迅速收复失地;三是齐国忙于与楚争霸,无暇取卫国故地;四是晋献公当时致力于扩张疆土。又《史记·晋世家》称晋献公晚年晋国“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河内”正是卫国故地[[5]]。邵先生将时间定在鲁僖公九年(前651年)估计是因为这年是晋献公在位的最后一年。邵先生的推测可备一说,但我们也需注意到,之后的晋文公时代,晋国曾一度攻取卫、曹两国国都,并占领了两国的部分城邑,所以要说晋文公时将邯郸纳入晋国也是有可能的。目前只能说邯郸入晋应该在赵穿受封之前。

  关于赵穿受封,《左传·文公十二年》载:“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唐孔颖达《正义》:“《世族谱》:‘穿,赵夙之孙’,则是赵盾从父昆弟之子也。盾为正室,故谓穿为侧室。穿别为邯郸氏,赵旃、赵胜、邯郸午是其后也。”[[6]]《世本》也说:“邯郸氏,赵氏侧室子穿称赵武子,食采邯郸,以国为氏。”[[7]]《左传》对赵穿的纪事年限在鲁文公十二年(前615年)至鲁宣公二年(前607年),赵穿受封或在此间,或在此后。

  据此我们推测,邯郸应该是先被并入晋国,旋又被设置为县,后来晋国将邯郸赐给赵穿为采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在赵穿及其后人统治时期,邯郸的辖地范围应该是有所扩大的。《左传·定公十年》载:“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杜预注:“寒氏即五氏也。”至于其地望,钱林书先生据《钦定春秋传说篡汇》“今直隶广平邯郸县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的记载认为当在今邯郸市西[[8]]。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武安市午汲镇发现了午汲古城,其时代为春秋到西汉[[9]]。孙继民、郝良真两位先生指出,“五与午通”,五氏城之名应得自邯郸午之名,城址位于邯郸城之西,午汲古城恰在邯郸之西[[10]]。乔登云先生从地名、方位、年代、以及相邻城池等方面分析,也认为午汲古城即五氏城[[11]]。

  五氏城既然属于邯郸午的管辖范围,那说明在春秋晚期,今武安的部分地区是归属邯郸管辖的。

  晋国的“范氏、中行氏之乱”(前497年—前489年)后,两家封邑在名义上重新归入晋国公室,实际上由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四卿控制。而邯郸作为赵氏宗族的封邑,划归赵简子直接控制[[12]]。而赵简子最可能的统治方式,就是重新置县。文献也表明当时晋国卿族在自家统治区域下是有县级建制的。如智伯瑶曾向魏氏、韩氏等卿族索要一座“万家之县”[[13]];又“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14]],说明中牟是县。那么,在春秋晚期,武安的部分地区可能仍在邯郸县的管辖之下。

  2、武始县

  《汉书·地理志》魏郡下有武始县,曾为侯国。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之标注在邯郸西南、武安东南、钦口山之东、白渠水之北[[15]]。

  在战国时期,武始已经作为一个县而存在了。汤志彪先生认为赵国兵器“三年马师铍”中的地名应该隶定为“武野”,《说文》“冶”、“始”均从“台”声,两者可通假。古音“野”、“冶”均是余母鱼部字,两字双声叠韵,典籍中“野”、“冶”又可互相通假。所以此处的“野”当可读作“始”。既然兵器的制造者为“武始令”,显然当时武始是赵国的一个县。理由有三:一是“三年马师铍”可以确定为是赵国兵器;二是在战国时期,相同的地名会同时存在于不同的诸侯国之中;三是“三年马师铍”的武始位于邯郸附近,是赵国的势力范围[[16]]。

  又《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十三年,向寿伐韩,取武始。”裴駰《集解》引《地理志》曰:“魏郡有武始县。”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武始故城在洛州武始县西南十里。”贺次君认为“洛”当作“洺”,“始”字系涉上文而误。唐无武始县。汉魏郡有武始县,于唐为武安县,其地在今河北邯郸县西南[[17]]。钱穆《史记地名考》、韩兆琦《史记笺证》也都认为此武始在今河北邯郸西南,系韩地[[18]]。李晓杰先生则据此指出,武始之地属韩国北界[[19]]。不过汤志彪先生认为向寿攻取的武始在洛阳附近,“三年马师铍”的武始在邯郸附近,韩、赵两国各有武始[[20]]。汤先生的观点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只是从目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看,战国、秦汉时代洛阳附近地域并无武始地名。

  又“二十三年新城令矛”的矛身刻有秦文字铭“武始”二字,学者考证该矛属于典型的战国晚期韩国兵器,铸造时间是韩桓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年)[[21]]。这柄矛可能后来被秦军缴获,成为了秦国武始驻军的兵器,所以才会刻有秦国文字。至于此武始的地理位置,有可能就是武安地区的这个武始。

  这几条证据都隐约指向战国时期武安地区武始县的存在,并且武始县还能制造兵器,与之相邻的武安县还能制造布币。武安地区历史上只有铁矿,并无铜矿,但却能制造兵器和钱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对当时统治者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3、武安县

  《汉书·地理志》魏郡下有武安县。战国时期,武安已经见于记载,而且是战略要地。《史记》载阏与之战(前269年)时,“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又,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秦将王龁攻取了赵国的武安、皮牢。出土文物有武安布币,都足以说明武安在战国时期是一个县,而且是一个经济发达、战略位置重要的大县。

  此外,《汉书·地理志》赵国下有易阳县,其地在今河北省永年县,还包含有武安西北部的定晋岩、邑城一线。永年县施家庄出土有秦陶文“易亭”,后晓荣先生认为当是“易阳市亭”之省文,进而推断出秦时已有易阳县[[22]]。秦在对外扩张中,一般是在江南、河套等边远地区才会设置新的县,而在中原内地基本是沿袭六国县制,只是增设郡一级机构进行管理。所以有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有易阳县。

  二、武安地区在诸侯间的易手

  韩、赵、魏是在瓜分晋国的基础上立国的,三大宗族在晋国有几百年历史,家族封地彼此交错,战国时期三国曾多次交换土地。秦国崛起之后,不断攻取三晋的城邑,导致秦与三晋的土地也犬牙交错,秦相范雎就曾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綉”[[23]]。史念海先生也指出,战国时期存在大量的“插花地”[[24]],即飞地。

  三晋之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格局。以赵国为例,赵国首都邯郸与魏国重镇邺城的距离不到百里,自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到公元前239年魏国将邺城划归赵国,两城隔漳河相望近一百五十年。魏国还曾攻取邯郸以东数十里的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和肥(今河北肥乡西)两座城邑。所以邯郸附近的武安成为其他诸侯的飞地也是很正常的。

  史籍有明确记载的是武安曾一度被秦国攻取。长平之战后,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秦将王龁攻取武安[[25]]。上文提及武始可能一度属于韩国,而我们通过分析史料认为,阏与之战时(前269年),武安和阏与两城也存在属于韩国的可能。《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

  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

  关于阏与的归属,史籍本身就有两种记载:一是属赵,见于《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赵表》、《战国策·赵策三》,二是属韩,见于《史记·赵世家》、《史记·六国年表·韩表》、《水经·清漳水注》。我们认为,阏与应属韩。《史记·六国年表》载赵、韩两栏都记载了阏与之战,应该是指两国都参与了这场战争,而《史记·赵世家》载“秦、韩相攻,而围阏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伐韩,军于阏与”,明确指出阏与属韩。廉颇和乐乘的态度也说明阏与不是赵国的,否则两人以“道远险狭”为由不去救援本国的城邑,实在有悖人情。

  关于阏与之战的地望,有三种观点,《汉书·韩信传》孟康注等认为在今山西沁县西北;郦道元《水经注》等认为在今山西和顺;李泰《括地志》等认为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五十里的阏与山。清代阎若璩认为战国时期存在两座阏与城,分别在沁县与和顺。[[26]]由于《史记》对阏与之战的记载较简略,且文学故事色彩较浓,所以阏与地望的确定仍存在几点难题:

  第一,沁县和和顺说符合廉颇、乐乘“道远险狭”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行文中透露出的赵奢远距离奔袭秦军的说法,但赵奢急行军“二日一夜”的说法却存在问题。无论是去沁县还是和顺,都要跨越多条河流、翻越多处山岭,对数万人的大军来说,过河和翻山都是非常耗时间的。现今要穿越太行山区的盘山公路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战国时期,纵然是轻骑兵,要跨越数百里山岭也恐非两三日所能完成。

  第二,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当时秦军正在进攻武安,武安已经“屋瓦尽振”,赵奢军中甚至有人要求“急救武安”,说明赵奢与秦军正在武安对垒,赵奢为迷惑秦军,还“复益增垒”,做出要打持久战的样子。既然距离邯郸仅数十里的武安就有秦军,而赵奢却奔袭救援数百里之外的阏与城,那将置邯郸的安全于何地?沁县和和顺说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但如果秦军主力就在武安境内的阏与山,那赵奢的行为就说得通了,因为他是绕过秦军偏师去击溃秦军主力。而且也能解释通秦军攻阏与的同时为何还能攻武安,因为两处相距很近。

  第三,赵奢为了迷惑秦军曾故意将秦军间谍放走,可见秦军很重视赵奢部队的去向,势必会派出大量侦察人员,赵奢急行军恐怕不会走大路,“二日一夜”的时间倒是可以从小路绕到阏与山附近,并尽可能避开秦军的侦察。但这与赵奢“去阏与五十里而军”的说法又相抵牾,武安和阏与相距也只有五十里。

  由于《史记》本身对阏与之战的记载就颇多矛盾之处,所以沁县、和顺、武安三说均有可能,也就是说武安附近的阏与可能曾是韩地。上文提到的武安附近的武始或也是韩地,那么我们不难推论出武安地区可能曾是韩氏或韩国的飞地。

  三、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应属韩国钱币

  目前出土的武安布有三种: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平首斜肩尖足武安布、平首平肩方足武安布。平首斜肩尖足武安布、平首平肩方足武安布都属于战国时期赵国布币,这点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于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的归属,则存在不同解释。《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著录了六枚“武安”的空首布,该书《释文表》认为“武安”是周地,但未提出依据和武安地望[[27]]。我们推测该书将“武安”视作周地或许是因为上述六枚空首布中,有三枚出土于东周王城遗址。何琳仪先生也认为“斜肩空首布为春秋后半段周帑的可能性最大”,不过他也指出“‘武安’春秋属晋,战国属赵,春秋能否属周,尚值得研究。”[[28]]朱安祥先生认为“韩国铸造的斜肩空首布中有‘武安’这一地名,但与赵国铸造的‘武安’尖足布(在今河北武安县)绝非同一地。”[[29]]

  我们认为,朱安祥先生认为空首斜肩弧足武安布属于韩国是正确的。如前所述,武安地区可能曾是韩国的飞地,所以铸造钱币也在情理之中。需要指出的是,空首斜肩武安布不一定都是在武安铸造。正如朱先生根据古钱币出土状况总结出“货币上的铭文不一定是铸造地”、“战国时期广泛存在着货币的仿铸现象”这两条意见[[30]],武安并不产铜,其自身铸造货币的原材料可能主要来自融化其他青铜制品,更多的空首斜肩武安布可能是韩国其他地区为武安铸造,再加上还有其他诸侯国仿造的空首斜肩武安布,可能也不在少数。

关键词:武安地区,置县,归属问题责任编辑:芦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