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治无患之患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邹韬奋先生痛感日本发动侵略之蓄谋已久、国民党政府缺乏准备之敷衍塞责，撰文呼吁：“我们目前固切齿痛恨暴日在东北之横行，但他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在实际上做准备工夫者近三十年，我们在此三十年中曾经有何自救的准备？到了强盗升堂入室，白刃加头，始纷纷有义勇队敢死队征兵制等等的呼声，可见平日对外侮并无丝毫的准备。”历史留给我们深刻的昭示：居安思危危自小，有备无患患可除。

　　作为一个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我们党始终牢记“有备无患、居安思危”的历史警示，努力跳出“历史周期率”，把忧患装在心里，把重担扛在肩上，以不变的初心、不懈的努力，向时代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从时间纬度看，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从发展进程看，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实现这“关键一跃”，不是闲庭信步、水到渠成，而是风险系数很高的“历史跨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何谓“战略性、颠覆性错误”？显然不是小事小节，而是重大风险；不是杯水风波，而是滔天巨浪；不是战斗失利，而是战略失误。一旦准备不足、应对不当，必然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破坏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甚至会打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木桶原理告诉我们，木桶有短板就装不满水，但木桶底板有洞就装不了水。我们党之所以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三大攻坚战之首，就是在补齐短板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固底板。

　　《淮南子》中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安与危、治与乱、机遇与挑战等，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对立面。如果我们能够未雨绸缪，“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就能知危图强、化危为机；如果平时疏于防范，“临难而遽铸兵，临噎而遽掘井”，就必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安史之乱让开元盛世黯然落幕，大唐王朝也由此走向衰落；鸦片战争剥去了大清帝国的油彩，让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漫漫长夜。正所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尽管风险和挑战经常不按套路出牌，但重大风险就像一只硕大的“灰犀牛”，绝非小问题，且早有预兆，为什么人们直到“灰犀牛”变成“疯犀牛”撞过来时才恍然大悟？原因在于，有的心存“温水煮青蛙”式的麻痹，有的囿于“矮子看戏何曾见”的短视，有的出于“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漠然，还有的存在“听惯梨园歌管声”的和平积习。

　　马克思早就断言：“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看不到承平下的危机是最大的危机，看不到发展中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我们应正视繁荣背后的“不测之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努力消祸于未萌、治乱于未乱。(辛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