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近日刊文披露,今年我国将在着眼于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城乡居民增收和专项激励计划试点,增加基层干部、科教人员、技能人才等群体收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此外,今年国企薪酬改革也将全面提速,年内将出台实施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方案,深化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开展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试点。上述改革若能分步骤、分阶段梯次落实到位,将使更多各类劳动者从中受益。
收入分配差距成为社会痛点,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痛点不断扩大和加重,收入分配差距发展成为最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到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城市(镇)各类劳动者收入差距比和基尼系数等,都达到较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高值。
本世纪初,中央下决心启动收入分配改革,尽管受制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和相关利益纠结,2012年底正式出台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由于此前多项重大改革措施难以推进,或推进过程中出现变形走样,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当时并未被各界普遍看好。
党的十八大后,国家社会政治生态得到重塑并重新激发执行力,使收入分配改革最核心的“提低、扩中、限高”操作原则得到切实贯彻。十八大之后的五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迅速驶上快车道,进展和成效均有目共睹。
“提低”的成效最可圈点。这五年,全国性脱贫攻坚年均减少贫困人口达1300万人,城乡低保失保医保扩面、最低工资线上调等,幅度均大于之前五年。在低端制造业淘汰、转型、外迁、升级的背后,制造业和服务业职工的同期工资增幅(剔除物价上涨幅度),连续五年超过同期GDP增幅,一举扭转了连续十数年工资增幅低于GDP增幅的不合理局面。
“扩中”收效同样明显。在城乡居民收入步入增长较快时期之背后,中等收入群体新增近亿人,截至去年底,按国际较高标准算,国内中等收入群体已超3亿人,总量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0%,国内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占比,首次超过国内人口的全球占比。
“限高”的成效,首先体现在以下两条:一是限制国企高管和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高薪和超高薪举措得到有效落实;二是铲除非法收入,切断灰色收入,打击犯罪收入的举措成效显著。
通过持之以恒努力实行“提低、扩中、限高”的改革要旨,到去年底,国内城乡收入差距比呈连续五年下行,基尼系数在五年中有四年下行。有关国际组织预测,按目前的收入分配改革进程,以及随着不断推出的改革新举措落地见效,未来五年之内,中国基尼系数有可能重回国际警戒线以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未来五年收入分配改革攻坚作了明确阐述,最核心的攻坚任务有三项:一是更精准地“提低、限高”;二是继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大框架下,着力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和更有序。在第一项,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实现后,“提低”仍然在路上。第二项和第三项则是互为彼此的“共同体”,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消费相应扩大,拉动税收增长,带动财力增加,“提低”才更具保障和可操作性。
相较之下,科技分配、知识产权分配、资本分配、国企薪酬制度综合改革、员工持股计划实施、专项激励计划推进等等,操作难度更大,敏感性更高。搞得好,可为收入分配改革攻坚添动力,操作上稍有不慎,则可能因为反向扩大收入差距,而降低许多人对收入分配改革的获得感和认同感。在统筹推进和具体落实时,务必稳妥审慎、循序渐进,切忌因报功心切抢时间、追进度而导致失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