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任制公务员，“高薪”并非关键看点

　　“浙江首批聘任制公务员将上任，年薪30万元起”。

　　据5月4日的《现代金报》报道，经过近5个月的资格审核、考试测评、考察和体检，义乌市5名聘任制公务员将于近期走马上任。其中1人博士，3人硕士，还有一人是本科生。据公告，在工资待遇和福利方面，聘任制公务员将按照合同实行协议工资，各岗位的指导年薪不低于30万元。“现在应聘者的具体年薪还没有确定，不过都在30万元到60万元之间，具体要等签订合同后才能确定。”义乌市市委组织部表示。

　　伴随着相关人员的走马上任，浙江省公务员聘任制终于开启了“破冰”之旅，但和义乌市市委组织部一样，舆论更多关注的却是此次公务员聘任中的“高薪”标签：聘任者的年薪都在30万元到60万元之间。聘任制公务员的工资和公务员一样，也分为基础工资、考核工资、年终奖三部分，基础工资占协议工资的50%，考核工资占30%，年终奖占20%。年终考核优秀的按基数发奖金120%，良好发100%，基本合格发70%。

　　在一个公务员的待遇动辄刺激民众神经的年代，外界关注到义乌市聘任制公务员的高薪现象实属正常。但对于义乌市聘任制公务员高达30万元以上的年薪，不妨客观些来看待。既然名为聘任制，也就意味着是以合同形式对其进行聘请，这些人员依法履行公职，却不占用一定的行政编制。如此说来，让聘任制公务员的待遇适当和市场接轨，亦属顺理成章。厘清了这点，再来看这些紧缺型专业技术人才的薪酬，它们或许并不显得高，至少不像一些围观者认为的高到匪夷所思。“高薪”显然不是义乌聘任制公务员的关键看点，围观者之所以对此意气难平，倘若穷根究底，它亦非单纯的难于接受。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此种本为打破“铁饭碗”、催生鲶鱼效应的聘任制，会否又固化为某种特殊的待遇。围观者的忧心，缘于看得见的现实。譬如同样推出了公务员聘任制的深圳，在其推行不久后，却爆出了这样的新闻，“深圳试点公务员分类改革后的几年内，深圳4万多名公务员中聘任制超过了3200名，但无一人被解聘”———如果本为刺激公务员队伍的聘任制，最终成为了无法解聘的“高薪待遇”，这样的改革绝对称不上成功。

　　改革的逻辑不难被还原。对于聘任制公务员，在所谓的“高薪”外，真正值得关注的其实是以下两点。一则，此种高薪是否只是噱头，还是遵循了严格的考核与发放机制。正如新闻中所表示的，对于聘任制公务员的考核要真正透明、公开和公正化，以保证薪酬的合理投入与产出比，同样也保证改革的成效；二则，公务员聘任制在推行，更大范围内的公务员退出机制是否在逐渐形成？假如公务员聘任制不能促成公务员分类改革的加快进行，那么此种聘任本身可能流于表层，高薪亦不过是另一种利益的输送。关乎此，无疑需要更大的改革勇气。

　　从某种程度来讲，若说顶层设计意义上的公务员聘任制尚无法大面积推行，那么地方的相关作为值得肯定。地方在试点，亦是在积累经验与得失。试点公务员聘任制对于公务员结构优化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它显然也面临着和其他改革一样的阻力。正因为如此，这就愈加要求地方政府务实准备、扎实推进。别过多关注“高薪”，还请关注到社会期待背后更深刻的命题。(王聃)

关键词：义乌市,聘任制,公务员